竺济法，男，宁波茶文化学者。

　　2011年，笔者曾发表《“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对“神农得茶解毒”作了详细考证。时隔4年，笔者又有诸多认识，再论神农茶事之源流。

　　一、《茶经》最早记载和引录神农茶事

　　据笔者查考，《茶经》是最早论述和引录神农茶事的文献，是确立神农作为茶祖的权威文献。

　　《茶经》先后有三处说到神农茶事。其中《茶经·六之饮》的论述尤为重要：“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一句话确立了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经·七之事》索引部分记载：“三皇：炎帝神农氏。”其中“三皇”说的是年代，指三皇五帝时代；“炎帝神农氏”说的是茶事人物。与之对应的茶事是引录《神农食经》的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以上三处神农茶事，实际为两处。

　　实际上《神农食经》记载的是茶之功能，与神农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作为对应神农茶事来说，未免牵强附会。神农时代没有或少有各类原始文字记载，更没有书籍，因此后世各种冠名神农的书籍，均为后人伪托。

　　当代多位作者著述的所谓神农茶事，均为杜撰或演义，没有学术依据。

　　《神农食经》已散佚。由于《茶经》未注明其年代，如今已无法考证。据《茶经述评》考证，《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书名，与《神农食经》是否有关，尚待研究。

　　作为后人伪托类著述，《神农食经》的著作年代，至多与汉代《神农本草经》相同，或稍后一些。在汉代之前，关于茶事的记载凤毛麟角，如50多万字的巨著《史记》，目前尚未发现茶事记载。

　　因此，无论是论述还是引录，《茶经》均为神农茶事之最，可以说是陆羽《茶经》确立了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叶喷药天气

　　二、神农时代是否发现并利用茶尚待探讨，陆羽将神农奉为茶祖国人乐于接受

　　一般认为，神农是发现和利用茶的代表人物。笔者以为，神农时代究竟有没有发现和利用茶，尚待探讨。理由有三：

　　一是没有各类原始文字记载；

　　二是没有出土文物佐证；

　　三是神农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传说人物，神农之后，相距近2000年的周代才出现茶事记载，但尚待探讨。《茶经》记载：“周公《尔雅》：‘槚，苦茶’。”陆羽认为《尔雅》为周公所作，这是其“闻于鲁周公”语的出处。但《尔雅》的编著年代有东周、西周说，《四库全书》还认为是秦汉间诸多学者集体采集编撰，后世学者多认同此说，因此“周公作《尔雅》之说”尚存疑问。

　　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将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茶事列为周代茶事，笔者查阅原著，发现为误读。巴志开篇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接着一段才写到当地特产有茶叶并已开始园栽香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袀，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接着另一段写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茶经述评》将两处茶事直接连上周武王时代，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其地”、“其民”是很多方志类著述行文表述方式，意为记述作者著述年代或之前的特产、风俗等，除了特指外，不能理解为某个时代，如上文，不能理解为巴地茶叶纳贡给周武王，而是纳贡给当时及之前的朝廷，上限时代就很难说清，如果纳贡给周武王了，作者一般会记上一笔。《华阳国志》撰于晋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因此一般只能理解为晋代或之前茶事，而不能理解为周代茶事。

　　笔者另有《〈华阳国志〉所载两处茶事并非特指周代》。

　　可见，从神农到出现确切茶事记载，断代时间较长，至少相差2000年左右。

　　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家朱费瑞（NocoalsZufferey），2012年在《法国世界报外交论衡月刊》6/7月的“中国专刊”发表的《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对5000年前的神农茶事提出质疑，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扬善贬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如各类代表人物，包括各种仙、道人物均为正面人物，少有反面人物。陆羽选择的茶事人物，多为正面人物，如神农、周公、晏子等等。陆羽追根溯源写成茶经，需要代表人物，当代时髦用语为形象代言人，将国人广泛尊崇的遍尝百草、教民稼穑的农耕文明始祖神农奉为茶祖，顺理成章，而国人也乐于接受，是否确有茶事并不重要。

　　三、《淮南子》、《搜神记》、《三皇本纪》记载神农尝百草，并无“得荼解毒”之说

　　唐代之前，至少有三种文献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之说，但并无得荼解毒之语。

　　一由西汉王族淮南王刘安和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修务训》，是较早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文献：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本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二是晋代干宝编撰的《搜神记·卷一·神农》，则有赭鞭鞭百草测草之性味的传说：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

　　“赭鞭”即赭红色鞭子，意为神农只要将赭红色鞭子鞭打百草，即可知道其平、毒、寒、温之性味了，足见其超人神通。

　　三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司马贞《三皇本纪》有记载：

　　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

　　四、《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子虚乌有

　　关于神农茶事，当代各种书刊、媒体广泛流传、转引的是虚构的所谓《神农本草经》记载：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

　　笔者详细查考后，竟然并无其事，纯属以讹传讹。

　　现存较早、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共记载365种中草药，茶是作为“苦菜”记载的：

　　苦菜：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味苦寒。名医曰：一名游冬，生益州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

　　一般说法《神农本草经》系后人伪托的汉代文献，但历代均有增编，因此汉代《神农本草经》是否有“苦菜”条目尚不清楚，更不要说类似“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了。

　　虞世南《北堂书钞·茶篇》、陆羽《茶经》均未引录，也是重要佐证。

　　五、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引录“神农得茶解毒”之说

　　2011年，笔者曾对“神农得茶解毒”之说追根溯源，发现目前能查考到最早引录此说的，是清代陈元龙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笔者已在《“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作了详细考述，简述如下。

　　明代《三才图会》所载神农尝百草画像

　　《格致镜原》引录的文字为：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一记载与误传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七十毒”之说是否《本草》原作者引于《淮南子》，不得而知。

　　二是“茶”字非“荼”字。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有人认为《格致镜原》所引《本草》即为《神农本草经》，非也！如此理解，《本草》之名就混乱了！如《茶经·七之事》所引《本草》，指的就是《唐本草》，或称《新修本草》，焉能说就是《神农本草经》？当然也有人没有仔细阅读，没有注意标明的年代而理解为《神农本草经》，这是误读呀。

　　《格致镜原》所引《本草》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说明该《本草》是宋代以后作者文字，即最后一句“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因为是类书，此语并非陈元龙所加，而是《本草》作者原文。宋代以后，各种中成药大量应用，因此才会有饮茶解药的担心。因此很可能是宋代以后刊印的类稀缺版本，也可能是明代或清初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六、“神农遇七十二毒”之说见于鲁迅《南腔北调集》

　　与神农相关的“七十毒”是如何演变为“七十二毒”的呢？笔者从现代文豪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开篇，看到了“七十二毒”的说法：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

　　可以看到，虽然鲁迅写到神农遇到“七十二毒”，并没有“得荼而解之”之说。

　　笔者以为，从“七十毒”演变为“七十二毒”，可能与国人以“九”及其倍数为大的观念有关，最为耳熟能详的是《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其中三十六位天罡星、七十二位地煞星均为九之倍数。《西游记》塑造的孙悟空神通广大，会作七十二变。

　　七、当代《茶业通史》误记《神农本草》“得茶解毒”说影响大

　　笔者曾经写到，《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笔者看到当代记载此事较早的有著名茶学家庄晚芳、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四人合著的茶文化通俗读物《饮茶漫话》，该书1981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印量4.5万册。该书第一部分“饮茶起源”开篇云：“据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而影响较大的是由著名茶学家陈椽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茶业通史》，该书在开篇第一章《茶的起源》中这样写道：“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尽管该书附有未标年代的古本《神农本草经》和两页模糊的书影，但并无相应内容的清晰书影，因为这是虚构之说，所以根本无法找到相应书影。

　　《饮茶漫话》写的是传说；《茶业通史》则说是《神农本草》原文，显然陈椽并未查阅原著，还把《神农本草》的年代提前到了战国时代。

　　本文作者在景迈山茶园考察古茶树

　　庄晚芳、陈椽是2000年代之前最有影响力的茶学家，上述两书影响大，尤其是作为学术著作的《茶业通史》被广泛转引，《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被广泛传播到海内外。2012年，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家朱费瑞（NocoalsZufferey）在《法国世界报外交论衡月刊》当年6/7月的“中国专刊”，发表了写于2004年的关于中国茶事的文章《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他对五千年神农茶事提出质疑，其中写到：“中国所有与茶叶有关的文章都令人厌烦地写着中国有五千年的饮茶历史，咱们来验证一下，这五千年的饮茶历史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中国传统往往还说神农将如何饮茶的方式记录在《神农本草经》上”。笔者认为他对神农茶事真实性的质疑不无道理，同时看到他以采信所谓的《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可见以讹传讹会损害和贬低中国茶文化的形象，值得我们反思。遗憾的是，当代在误传“神农得茶解毒”之后，又编造、虚构吴理真等更多虚假、不实茶史，传播海内外，混淆茶史。期待认真、严谨的专家、学者正本清源。

　　注：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竺济法《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载《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2011年7月19日；吴觉农《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清）陈元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格致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晋）干宝《搜神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清）顾观光等《神农本草经》，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