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普洱茶产区宁洱普洱茶南迁之谜
2020-12-25 16:55:07热度:1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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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黎明乡埋有宝藏的传言似乎正在应验——当村民们将“镰刀对弯镗,黑山对亮山,哪个能识破,能得财宝千千万”这条寻宝秘笈口口相传几代人之后,竟在一次意外的耕作中得以验证。尽管在旁人眼中,那些长眠在仙人村委会“大古洞”地下的“宝藏”实在算不上有档次的珍品。但在当地普洱茶历史研究者看来,这些“宝藏”为何人所埋?其拥有者的真实身份和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都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土茶具印证消失的普洱茶产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直以种茶为主的宁洱县掀起了一轮种植咖啡的热潮。村民在仙人村委会一个名叫大古洞的地方垦荒,“刚挖出东西时,确实令李华茶叶很多人眼前一亮,但很快就有人对此感到失望。”宁洱史学研究者王兴康口中的“东西”,其实是一堆瓷器,因埋藏时间太久,大多数只能以残片的形式存在。但王兴康等人依然在对“宝藏”的惊鸿一瞥中有所发现——经过现场初步辨认,瓷器基本上都是茶壶和茶碗。致力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的王兴康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些茶壶和茶碗零散分布在一亩地的范围内,每一堆瓷器旁边都用三块石头围拢加以保护,上面则覆盖了一层约20厘米厚的土层。王兴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如此严密而细致的保护,显然是其拥有者试图尽最大努力想要完整保留。那么,这批来历不明的茶壶和茶碗就肯定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普通瓷器。
居住在大古洞周边的村民声称,此地自古就有“藏宝”一说,是“清朝同治年间遭大理杜文秀起义军攻打时,大户人家因无法携带选择就地掩埋的”。而长年研究普洱茶历史的王兴康却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对“藏宝”一事作出解读。他考证后指出,虽然大古洞一带的土地荒置已久,但如果通过出土物件追溯历史,可以大胆推断这里曾是普洱茶产区。当地村民的回忆似乎也对这一说法加以印证。“他们告诉我,过去这块地边上还有一块清朝时期立的石碑,上面的内容大致是禁止砍伐茶树之类。遗憾的是,当王兴康返回现场,打算带回部分瓷器作进一步研究时,出土的瓷器已经被人拉走。他从朋友张其彦辗转带回的消息中得知,由于在瓷器残片上发现了”雍正“的字样,这批瓷器被定义为清朝文物。
由于缺乏专业鉴定,这种难辨真伪的说法已经不能作为研究依据。但王兴康依然坚信,作为历史上的普洱茶主产区,在普洱府设立后由于征收高额茶税激发的民间起义,是致使大面积茶产区遭到破坏,茶农迁徙以致普洱茶南迁的主要原因。
人口迁徙因赋税还是改土归流?
王兴康认为,普洱府于1729年被清廷批准设立后,立即成为了古代滇南地区政治、文化及经济贸易重镇。普洱县因产茶和由此形成的大规模茶叶集散市场得以名扬海内外,继而衍生出意义深远的茶马古道。但“茶叶生产的繁荣景象及后来贡茶的兴盛,反而导致当政者因追逐利益最大化转而向茶农征求高额茶税”,令普洱县成为各族人民揭竿起义的中心,最终使得大面积茶山遭到毁坏。与王兴康同为史学研究者的周庆明也对这一观点予以认同。正因如此,后人才会围绕普洱县历史上是否产茶产生争议。
历史似乎不站在他们这一边。道光五年(1825年),时任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来到云南,因普洱府城周边不见茶园,他便依据当时的资料在其所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普洱不产茶。此后,《滇海虞衡志》、《滇系》、《续云南通志长编》乃至道光、光绪两个版本的《普洱府志》,都一致认为普洱不产茶。虽然“不产茶”不能被视作普洱不生长茶或长不出茶的代名词,但却或多或少折射出当时普洱产茶业的实际情况。
尽管王兴康、周庆明二人都曾试图通过著书的方式阐述高茶税迫使普洱茶南迁的观点。但书中语焉不详的“板山茶农纷纷南迁”、“茶商多数迁出普洱府”等类似表述,尚不足以成为解释普洱茶南迁真正原因的最有力证据。
普洱茶研究者詹英佩在《为何普洱不产普洱茶》一文中分析,从地理位置上看,普洱处于无量山腹地,是大理、元江、西双版纳三地连接处,也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几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地交会处,这种客观条件注定了普洱会由于缺乏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继而波及到当地包括普洱茶产业在内的经济发展计划。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则进一步指出,发端于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触动了当地土司和各族头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平息少数民族起义的战事殃及,本就为数不多的茶园在原住民相继迁走后日渐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