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眼识古董，收藏品自高

可以喝的“古董”——感恩老茶膏！

写过老酒，老茶，因为有人写过老茶膏，就没有写。最早知道老茶膏，是听说民国时期，几克老茶膏，鲁迅先生花了130块大洋。所以知道老茶膏金贵。没有想到，福分或者缘分吧，直到真的接触和喝上了老茶膏，才感觉出老茶膏的美，也开始享受喝老茶膏的福分。于是，兴之所至，还是想写一下我们的老茶膏，歌颂一下老茶膏，赞美我们的老祖宗。茶膏是中国独有的养生文化，有上千年的制作历史。从茶膏的诞生伊始，它就成为皇家独享的养生御品，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世界第一款“速溶茶”，也是中国古老而庞大的茶产业中的一朵奇葩。茶膏始于南唐，成于宋，从现今的遗存看，应该是兴于明清，遗存只见元代茶叶，多储存于瓷瓶中，未见茶砖，茶膏。而明代遗存则少见茶叶，茶砖，而只有宫廷储存于瓷瓶中的茶膏。有人说，茶膏盛于当代，不以为然，一个是工艺失传，已经制造不出清代以前的老茶膏的色味。二是老茶膏解化后，没有一点杂质，这是新茶膏破解不了的难题之一。第三新茶膏贵，喝的人少，所以说，谈不上盛于当代。先聊聊茶膏的历史；南唐时的《十国春秋》、宋徽宗《大观茶经》、清朝医学家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文献上均有茶膏的相关记载，直到在清朝的时候成为皇室养生的专享品进贡皇室。唐代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雨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普洱茶膏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研究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斗盏”之风盛行。也因此，带动了宋代瓷器茶具的生产，名满天下“建盏”的登峰造极既源于此。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盛，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沿系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但是，唐宋制茶工艺包括茶膏在内没有消失，从明代宣德朝和成化朝的茶膏遗存，证明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得以传承。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窖藏老酒最早我们可见于汉代，一直到民国时期，源源不断。可老散茶最早见于元代，明代也没有茶团和茶饼。我们今天所见源于窖藏的茶团，茶柱，茶饼，茶砖，皆源于清代，很少一部分来源于民国。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民间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我们从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续。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宫廷或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普洱茶膏清朝初年，雍正皇帝就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来自于明代宫廷的传承。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而其时，清代宫廷已经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养生茶膏，供皇室享用。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清代嘉庆以后，清朝皇室风雨飘摇，普洱茶膏及其它各种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见茶膏遗存多为乾隆朝以前所制作的根本原因。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我上面已经提到新老茶膏的鉴别，很简单，有杂质者就是50年代到今天制造的茶膏。至于老茶膏的好，老喝老茶膏的人都可以体会到，可以当消炎药使，还可以当胃药使，不要时强身健体了，就是一味含有丰富元素的养生之宝。感恩老祖宗！感恩老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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