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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谷雨

Rain

谷雨，二十四节气之六，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公历4月19日至4月21日交节。《管子·四时》云：“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雨生百谷，称之“谷雨”。雨水的滋润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极为重要。此时江南蚕桑区陆续进入蚕月，茶农也争分夺秒上山开采新茶。

谷雨之后气温明显升高，俗谚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此后霜雪收场，春风和融，牡丹吐蕊，泡桐花开，樱桃红熟，已是一派暮春景色。当年吴越王钱镠与原配戴氏王妃感情笃厚，王妃有寒食回娘家省亲的习惯。有一年，王妃回了娘家，钱镠独留杭州。一日，钱镠处理完政事，走出宫门，一眼望见凤凰山下、西湖岸边已是万紫千红，思念起戴氏王妃，于是提笔写信，有句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清人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记载了这一故事，称赞“二语艳称千古”。暮春谷雨，风吹雨洗万丛花，立夏已不远了。

布谷催耕闭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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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描写暮春之景为“杨花落尽子规啼”。子规，又名杜鹃，俗称布谷鸟。清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指出，江南本无布谷鸟，“自道光初年始自江北来，今则乡村四月间处处有之”，此鸟飞鸣田头桑间，农人便以之为催耕鸟。

立春开犁，做了秧田，清明浸种，谷雨便要落谷了，有谚云：“清明谷雨紧相连，早稻地区种秧田。”落谷，是播种，农人们选择一个吉日，将谷种均匀地播撒到秧田中去。经验丰富的农人心中早已掂量着年景，盘算好了今年种几亩稻、收成多少，便撒下多少谷种。旧时，苏州一带一分田约可育秧八亩，若是密集地撒下种子，也可育十二至十五亩的秧苗。早稻从落谷到拔秧移栽，一般要相隔四个星期左右。

种子撒落在秧田中，半嵌进泥浆中，农人们便取来木板或者铁铲，将其轻轻压入泥土中。谷种被包裹进泥土，可防止鸟雀啄食，也可防止日光直晒。而此时农人们的心仿佛扎进了泥土里，会感到安定踏实。

落谷后，秧田要放水，最怕浮谷，于是又有了诸般讲究。比如落谷的时间，在杭州一带讲究在下午下谷种，若是在上午，谷种便会浮起汇聚。在金华一带，农人要选晴天太阳下山时播种，俗谚云：“太阳下山不再走，谷粒下田不会飘。”在丽水一带，稻种落泥要查看历书，选平潮时播种谷子，如果涨潮时播种，谷种就会一堆堆聚集在一起。此外，农人在落谷时会用谐音之词来寄托企盼，在衢州一带，农人要在稻种箩里插一支新柳，播种后要把柳条插入秧田进水口，直到拔秧时才拔去，意在“留秧”。又比如在吃食上寄托企盼，衢州常山地区，农人常吃一碗发糕、三个鸡蛋，希望稻种芽壮根发，吃豆芽菜，则寓意希望稻种下地有根有芽。

三四月，在江南正是蚕月。蚕，被蚕农亲切地唤作“宝宝”，亦叫“蚕宝”，因为蚕农视蚕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蚕农家中专门辟有一间蚕室，室中常会有一个蚕娘，主持这一季的春蚕饲养。旧时，养蚕的诸多程序都有赖于蚕娘自己的身体感受，例如蚕娘觉得饿了，便给蚕宝宝喂叶；蚕娘觉得饱了，便停止喂叶；蚕娘觉得冷了，蚕室内要生火取暖；蚕娘觉得热了，便要退火。蚕娘如同宠爱自家孩子一般呵护着蚕的生长，可谓体贴入微，这不就如同母亲与幼儿的关系吗？

然而蚕乡还有一种奇怪的习俗，叫“关蚕门”，清人翁澍《具区志》记载此时“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有的蚕户会在门口打上几个桃木桩，绑上用左手搓成的草绳，结成网状，表示不欢迎外人来访；有的则在蚕室外贴上有“蚕月免进”文字的红纸；有的则挂上叫作“棚荐”的草帘子。对于这样的蚕户，当地人都会自觉地不去登门拜访。这番景象，作家茅盾在小说《春蚕》中有一句十分精妙的总结——“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旧时蚕忙之时，被禁止的不仅是蚕农之间的往来，连官府的考试、阅兵、办案、征税、捉盗等一类公事也不得不推迟。“闭蚕门”，自是有原因的。一则蚕容易得病，关闭蚕门，外人免进，也有防止传染的作用。二则春季秧苗青黄，又是春蚕繁忙的季节，蚕乡人人都在辛勤劳作，连老人也不例外，吃饭还得轮班，自然没有心思串门了。

从蚁蚕孵化，经过四眠（蚕的大眠），直到春蚕上山结茧，蚕农们要忙一个月左右。立夏过后，蚕农们便可摇着船，将蚕茧送到茧行兜售了，苏州一带称蚕户为“蚕党”，因此当地又有“立夏三朝开蚕党”之谚。

谷雨名茶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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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多产绿茶，各地开采时间或早或晚，温州永嘉的乌牛早茶因采于雨水节气而在时间上拔得头筹。根据采摘的时间，一般可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前者采于清明前，后者采于清明至谷雨之间。人们多以明前茶为贵，不过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却指出：“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他还认为谷雨茶温凉，有祛火、明目、除湿气的功效，可做茶疗。

在浙江北部苏浙皖交界处，有一座山，名为顾渚山，它西依天目山，东临太湖，是浙江长兴与江苏宜兴的界山。历史上，宜兴与长兴都出产贡茶。江苏宜兴古称阳羡，汉代时便已开始植茶饮茶，所产之茶称为“阳羡紫笋茶”；浙江长兴有茶“生石上”，谓之“顾渚紫笋茶”。紫笋茶长成后叶呈紫色，形状舒而不卷，如刚出土的竹笋，为茶中上品。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对此茶颇为赞赏，认为茶树所生紫红色的嫩芽品质好，嫩绿色的次之；笋状的芽头品质好，片状的芽头次之；叶片卷拢的品质佳，舒展的次之。由是，产地仅一岭之隔的阳羡与顾渚，因自然条件相同、焙制工艺相似，品质风味基本无二，又同为贡茶，几乎无法区分，实在是一对天生的茶中“冤家”。

相传陆羽最早发现阳羡紫笋茶，经过他的推荐，自唐肃宗时阳羡茶便被列为贡品，唐代诗人卢仝更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之赞咏。谷雨前正值春茶采摘，明代文人唐寅《阳羡茶》诗云：“清明争插河西柳，谷雨初来阳羡

茶。”旧时茶农采了鲜叶后，列灶焙茶，灶火不熄，香飘十里。成茶后以顾渚山的金沙泉水冲泡阳羡茶，再盛在宜兴特产紫砂壶中，堪为饮茶“三绝”。

[插图]

南宋 梁楷 蚕织图卷

有趣的是，陆羽推荐了阳羡茶不久后，他翻过一座山岭，来到了湖州的长兴县，爱上了此处的山水，便定居下来，修订《茶经》，并对湖州顾渚山上的紫笋茶大为赞赏，并认为“浙西茶以湖州上，常州次”。于是在阳羡紫笋茶入贡后两年，湖州顾渚紫笋茶也成了贡品，后来居上。

到了清代，因为两位皇帝的南巡，江南茶又一次成为皇家贡品：一种是康熙皇帝赐名的碧螺春，另一种是乾隆皇帝独爱的龙井茶。

先说碧螺春，茶如其名，色泽碧绿，卷曲如螺，隐翠白毫，条索紧结，冲泡后茶叶徐徐展开，清香袭人。碧螺春产于苏州吴中一带的洞庭东西两山，采制于清明前后一个月，至谷雨而终，且“以谷雨前为贵”（清代顾禄《清嘉录》）。谷雨之后，气温偏高，茶叶生长迅速，便显粗壮，不复甘甜口味。洞庭山上四季花果不断，茶树与果树间种，碧螺春茶叶也因此染上一种特殊的花朵香味。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此茶生于山岭崖壁之上，采茶人每春入山采摘。有一年，鲜叶长得格外茂盛，茶筐根本装不下了，于是采茶人便将鲜叶置于胸口衣襟内。待下得山来，已是气喘吁吁，胸口衣襟内的茶叶因为人体的热气，竟然散发出奇香，采茶人惊诧之下，脱口而出“吓煞人香”一语。于是，此语就传了开来，并“以名是茶”。直到清朝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驾幸太湖时，尝得此茶，颇为赞赏，又嫌弃“吓煞人香”之名实在粗俗，遂赐名“碧螺春”。从此，碧螺春闻名于世，成为贡茶。

后来，又有一位南巡的清朝皇帝来到江南，与茶结缘，那便是著名的乾隆皇帝。他与十八棵御茶树的故事在江南可谓是家喻户晓。据传，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至杭州龙井，在胡公庙附近亲手采茶，而后和衣而卧，衣袖中遗留下的一片嫩叶恰好被其身体压扁，被体温“烘烤”之后，散出阵阵香味。乾隆皇帝闻到后，大呼：“好茶！”于是赐封十八棵古茶树为御茶树，命专人看管，其茶叶作为贡品，每岁采制送京，供皇宫享用。

西湖龙井的历史自然要比这个传说早得多，在陆羽的《茶经》中，就有杭州天竺、灵隐两座寺庙产茶的记载，龙井茶历经宋元明三代，而于清代大盛。龙井茶的采摘工作大约在春分之后就陆陆续续开始了，不同的采摘时间点上，茶叶的形态也不太一样。明前茶茶叶嫩芽初绽，似莲心，故唤作“莲心”；雨前茶又名“旗枪”，此时茶柄已发一叶，形如旗杆，茶叶稍长，似“枪”。明前龙井茶自是盛名在外，不过雨前龙井茶也毫不逊色，此时芽叶饱满、色泽嫩绿，而茶汤醇厚，香气沁人，深得老茶客的欢喜，常戏称为“口粮茶”。

牡丹吐蕊花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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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番花信风至谷雨而终，牡丹、荼蘼、楝花三番花信风过，自是“绿阴芳草长亭”（南宋颜奎《清平乐·留王静得》）的景象。谷雨节气的第一候花信风便是牡丹，近人吴昌硕《富贵牡丹图轴》题诗云“国色天香绝世姿，开逢谷雨得春迟”，谷雨前后正是牡丹开花时节。于是，牡丹便以节气为名，称“谷雨花”。

牡丹闻名于唐代，“武则天贬牡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得很广。这个故事想必不少人都有印象，宋人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中记载说，有一年冬天，武则天到上苑饮酒，突发奇想，欲百花齐放。百花花神因惧怕女皇威势，不敢违令，唯独牡丹卓然独立，迟迟不开。武则天大怒，将牡丹花神贬到洛阳。此后牡丹在洛阳大盛，于是便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说法。传说自然不能当作信史，这个故事其实源自武则天在天授二年（691年）所作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一诗，诗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不过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则对这件事做了一番说明，他认为武则天作此诗只是为了蒙蔽一些试图推翻武周政权的大臣，在上苑周密部署，利用百花齐放，威慑权臣，从而阻止了一场政变。历史的记载与故事的传奇相互交织，让真相显得格外扑朔迷离。不过，有“花中之王”美誉的牡丹却因其高贵的气质赢得了世人的赞叹，传说故事也在人们口耳之间，代代相传。

旧时江南民间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谷雨交节后的第三天，各处种植有牡丹的场所，即便是私家庭院，也都会向市民免费开放，任人观赏。《清嘉录》曾记载说，当时苏州城在入夜后，街市悬挂彩灯，士女观游，摩肩接踵。文人雅士在牡丹花丛设“花会”或“花局”，饮酒作诗。

北宋时，洛阳家家种牡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以蜡封花蒂，数日不落”，当时官员们以这种方法保存花蕾，将洛阳牡丹进贡到汴京。宋代男子有戴花的风尚，皇帝宋真宗曾于宜春殿赐王族、大臣牡丹花让其戴之。北宋时，江南的苏州也掀起了一股种花热。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宋徽宗统治时期，苏州有个人名为朱勔，专门替宋徽宗和达官贵人搜罗奇花异石。朱勔在自家的园圃中种了数千株牡丹，并以金牌记下花名。此后，苏州一带牡丹便被广泛种植，豪门大家、会馆义塾、寺庙道观等各处纷纷种上了牡丹。后来朱勔家败落，牡丹花圃尽数被毁。随着宋室南渡，洛阳人口南迁，洛阳牡丹也随之向南传播，洛阳的牡丹花种也传到了江南苏州、杭州等地，“玫瑰紫”“紫云红”“玉楼春”“绿牡丹”“傅家白”等品种便在江南落地生根，使南宋民众对牡丹的喜爱有增无减。明清之时，苏州洞庭山、光福等地花农到了谷雨时节，会纷纷挑着担子前往山塘花市出售牡丹。

清人陈淏子《花镜》云：“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花信风，从小寒吹起，吹至谷雨，便是“风到楝花，二十四番吹遍”（北宋汤恢《倦寻芳·饧箫吹暖》）。此时桃李飞尽，只有这一丛丛的楝花绽放，团团簇拥，“细红如雪点平沙”（北宋王安石《钟山晚步》），素雅妖娆，留着一抹清雅明艳的春色。自然，时光至此，便要进入夏天了。

文字 / 《二十四节气在江南》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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