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传统历史悠久，饮茶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更成为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区，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茶叶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城镇和南方，饮茶之风尤盛。这决定了中国茶叶市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是研究国内茶叶市场应该注意的地方。尽管相关材料尤其是统计材料较为缺乏，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分析和推断。

中国的茶叶产地集中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以及福建、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除满足当地消费外，主要外销到北方诸省市及边地。向外地销售的任务主要是由三类商人来完成的。一是安徽、福建商人，以经营安徽祁门红茶和福建武夷茶著称，资本巨大，茶叶行销四方；二是陕西、四川商人，原由边区茶马互市而来，以经营边茶为主，茶叶行销康藏；三是晋商及江浙湖广商人，经营内地茶叶贸易，尤以晋商实力雄厚，足迹遍全国，并经营蒙古、新疆和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茶叶贸易。我国实行茶行制度，这些茶商具有一定的专利权，因此利润丰厚，并形成大商人资本的茶商。

茶马古道文物

徽商自唐宋两朝就有经营茶叶市场的传统，并成为徽商几大行业（盐、典、茶、木、粮、布等）中非常重要的一行。在西北茶叶贸易中，徽商虽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但他们却已经牢牢控制了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北等地的茶叶贸易。徽商借助低成本的水运之便，将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使自己在北方茶叶市场的残酷竞争中处于优势。从18世纪起，很多徽商改由海路运输茶叶，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缩短运输时间。他们先将茶叶运至上海，然后雇佣轮船将大批茶叶集中运至青岛、烟台、天津、营口等处，再分销各地。徽商北运茶叶规模很大，以满足北方茶叶消费的快速增长。嘉庆时一艘为徽商运茶的轮船在返途中遭遇飓风，漂流到朝鲜的济州岛，船上人称：去年（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十六日，徽州茶商冯有达雇佣他们的轮船，在上海吴淞口装入茶叶835包，八月一日运至天津。当时内销茶多用篓袋包装，每篓重量多在60斤左右，可知冯有达一次运茶即达5万斤左右，规模非常大。

在嘉庆末道光初，政府虽然一度曾经禁止海运，但因为北方茶叶需求持续增长，而运河运输能力有限，陆路运输成本又太高，所以这项禁令不久便被取消。道光五年（1825）上谕称：“江省江海关向准茶叶出口，运往北省销售……凡北赴山东、天津、奉天等处茶船，仍准其纳税放行。”海路运茶一事竟然引起道光皇帝的关注，可见茶叶在京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重要性，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日用消费品了。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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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对茶叶的需求更是不断增加，上至宫室皇帝，下至里巷平民，茶叶都成为其生活中的必需品。比如乾隆皇帝喜欢饮龙井新茶，“高宗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慈禧太后则喜欢以金银花泡茶，“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

北京城区不仅茶行很多，而且茶馆林立，每年的消费量都很大。北方人喜欢花茶，花茶在北方各地的销路非常好，因此徽商销往北方的茶叶一般都先在南方（主要在福建）窖制成珠兰、茉莉等各种花茶，然后再从海路运至北方。同治年间，歙县人吴景隆在苏州开设“吴世美”茶店，信誉极好，他不仅在当地销售和批发，而且还窖制花茶销往北方，每年行销量达30—40万斤。另一歙县人吴炽甫也专门从事茶叶内销，他在徽州、杭州等地收购毛茶，运至福建，在自己开设的“同德”茶厂中窖制花茶，然后由海路北运，行销于直隶、山东及东北等地。他在北方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茶庄、茶店经营零售业务，如在北京就设有“存瑞”“聚星”“源成”“德润”“肇祥”字号，在张家口、宣化分别开设了“德祥”等字号。他经营茶叶的资本多达200万元，号称歙县南门首富。

茉莉花茶

江南尤其是在江苏、浙江两省，徽州茶商最为活跃，这首先是得益于地理之便以及经济上的相对发达。浙江与徽州水陆相连，交通极为便利，自屯溪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可将茶叶直接运抵杭州；在杭州转运河，北运至苏州，或经上海港转海运，然后再分别销售至全国各地。在苏浙两省的茶叶经销中，徽州茶商实力最强，行号最多，从清朝至民国，这种格局没有变化。除了北方及沿海地区，徽州茶商的势力还延伸到了内地甚至边远地区。

安徽徽商馆

徽商主要经营着华北、华东及华中等部分茶叶市场，晋商则主要经营着西北部及北方的大部分市场。茶叶贸易对晋商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大晋商都或多或少与茶叶贸易有关。茶马贸易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基本停止了，但西北茶叶贸易却并未停止。到乾隆末年，兰州成为西北茶市中心，晋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山西乔家大院

随着茶商实力的增强，各地相继成立茶叶公所之类的行业组织，这些组织在茶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仲伟民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仲伟民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244-9

58.00元

内容简介

19世纪的茶叶与鸦片贸易如何见证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命运？茶叶如何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获得英国人的青睐？鸦片为什么突然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为什么没能抓住茶叶贸易的机遇？在全球化大潮中，茶叶在西方的命运与鸦片在中国的命运为何截然不同？

本书立足于全球史的视野，以茶叶和鸦片为切入点，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综合利用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全面展现出19世纪茶叶与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并对茶叶经济与鸦片经济进行了对比，指出二者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深度揭示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中的真实处境。

作者简介

仲伟民，1963年出生于山东宁阳。1981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88年至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编辑、副编审、编审、总编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2005年，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国际儒学》主编。兼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宋神宗》（1997）、《近代前夜的王朝》（合著，2021）等。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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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一章 引言

一 茶叶与鸦片：认识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一个视角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第二章 19世纪的茶叶贸易

一 清前期的茶叶贸易及其特点

二 19世纪的中国国内茶叶贸易

三 从繁荣到危机：19世纪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

四 中国近代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的原因

第三章 19世纪的鸦片贸易与生产替代

一 鸦片进入中国

二 鸦片贸易

三 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第四章 茶叶经济与鸦片经济的比较

一 茶叶经济和鸦片经济的相关性之比较

二 茶叶经济与鸦片经济的差别之比较

第五章 19世纪中国茶叶、鸦片消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一 中国的茶叶消费及比较

二 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及其特点

三 茶叶、鸦片贸易在清代财政中的地位

四 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六章 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一 经济全球化与特殊商品

二 茶叶与鸦片：三角贸易的关键商品

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第七章 重新评价19世纪全球化中的中国

一 从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看19世纪中国的危机

二 外来因素与茶叶、鸦片贸易的消长

三 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理解19世纪的中国

第八章 余论：19世纪研究的再检讨

一 由茶叶和鸦片透视19世纪中国的实际处境

二 中国是19世纪商战和全球化的失败者

三 对传统研究结论的检讨

四 简要总结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