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中所用多为粗茶，精制茶叶除上贡外，大多内销。像丝织品一样，茶叶也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清代除陕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少数省份仍然颁行茶引以外，其他地区允许自由贸易，官府对茶叶的产销控制已经大为放松，这促进了清代植茶业与茶叶加工业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茶叶市场遍布全国。

明清时代，茶叶属于大宗商品，经营者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正如明人张瀚所说：“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受传统茶叶贸易制度的影响，清初、中期山峡商人仍是最有竞争力的茶商。

衷幹在《茶市杂咏》中说：“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此处衷幹说的是晋商，其实在明朝以及清初，陕商一直执西北茶叶买卖之牛耳。茶马互市被取消后，陕商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茶叶销往西北及西南各省；晋商主要贩运安徽等地的茶叶，后来贩运路线更是扩展到了湖南、福建等地。

陕西商人在四川经验得非常成功，他们几乎垄断了四川的边茶贸易，如彭县边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陕字号替代。松潘在清代为“西陲一大都会”，“人烟稠密，商贾辐辏”，其中茶叶店林立，茶叶多由此远售藏民地区。嘉庆年间，每年额销松潘边茶18794引，计225.5万余斤，其中大半为陕商运销。

陕商还将茶叶远销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甚至靠近西藏的巴塘。乾隆年间，每年远销康藏地区的边茶多达1230万斤，嘉庆年间更达1416.8万斤。晋商主要经营西域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

徽商有经营茶叶市场的传统，唐、宋、明三朝皆有徽商从事茶叶商品交易的记载，由经营茶叶而致富者代有其人。入清以后，徽州茶商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经营规模和范围都大为拓展。徽州本来就是产茶之地，且茶叶制作精细，品质优良，因此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徽商借水运之便将大量茶叶运至山东、河北、东北等地，与山陕商人陆路运输相比，成本大为降低，因此非常具有竞争力。

北京作为明清都城，人口众多，饮茶风气盛，上至皇亲国戚、满汉贵族，下至市井百姓，茶叶都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茶叶消费巨大。从明代开始，徽商就在北京经营茶叶买卖；至清代，北京的茶叶市场几乎为徽商所垄断。据统计，至乾隆年间，歙县人在北京经营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量更多。歙县仅是徽州府六个县中的一个县，如果再加上其他几个县在北京经营茶叶买卖的店家，数量肯定更多。天津的茶行茶店也是大多是徽州人所开。

另外，徽州茶商在杭州、苏州以及后来上海的经营都非常成功，他们以有“茶务都会”之称的屯溪为茶叶集散地，将徽茶转运各地，并牢牢控制了杭州、苏州等大都市的茶叶市场。徽商将茶叶运至饶州（今江西鄱阳），然后分两途：经鄱阳湖，北出湖口（进江西湖口）入长江西行，销往湖广和四川地区；或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贩往岭南地区。

湖北、四川等地本来产茶，为何还要徽州商人运来茶叶呢？原因有二：一是这两地所产茶叶多被用作“边茶”，只有很少的茶叶供本地消费；二是本地商人竞争不过徽州茶商。

其他各地的茶商亦不可小觑，比如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的商人，在推动本地茶叶市场建立和繁荣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在茶马贸易衰落以后，茶商对茶叶市场的参与程度更深，参与范围更广。其中晋商和广东、福建商人在茶叶外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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