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19世纪以前国内的茶叶贸易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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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贸易中所用多为粗茶,精制茶叶除上贡外,大多内销。像丝织品一样,茶叶也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清代除陕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少数省份仍然颁行茶引以外,其他地区允许自由贸易,官府对茶叶的产销控制已经大为放松,这促进了清代植茶业与茶叶加工业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茶叶市场遍布全国。
明清时代,茶叶属于大宗商品,经营者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正如明人张瀚所说:“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受传统茶叶贸易制度的影响,清初、中期山峡商人仍是最有竞争力的茶商。
衷幹在《茶市杂咏》中说:“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此处衷幹说的是晋商,其实在明朝以及清初,陕商一直执西北茶叶买卖之牛耳。茶马互市被取消后,陕商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茶叶销往西北及西南各省;晋商主要贩运安徽等地的茶叶,后来贩运路线更是扩展到了湖南、福建等地。
陕西商人在四川经验得非常成功,他们几乎垄断了四川的边茶贸易,如彭县边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陕字号替代。松潘在清代为“西陲一大都会”,“人烟稠密,商贾辐辏”,其中茶叶店林立,茶叶多由此远售藏民地区。嘉庆年间,每年额销松潘边茶18794引,计225.5万余斤,其中大半为陕商运销。
陕商还将茶叶远销至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甚至靠近西藏的巴塘。乾隆年间,每年远销康藏地区的边茶多达1230万斤,嘉庆年间更达1416.8万斤。晋商主要经营西域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
徽商有经营茶叶市场的传统,唐、宋、明三朝皆有徽商从事茶叶商品交易的记载,由经营茶叶而致富者代有其人。入清以后,徽州茶商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经营规模和范围都大为拓展。徽州本来就是产茶之地,且茶叶制作精细,品质优良,因此很受各地消费者欢迎,徽商借水运之便将大量茶叶运至山东、河北、东北等地,与山陕商人陆路运输相比,成本大为降低,因此非常具有竞争力。
北京作为明清都城,人口众多,饮茶风气盛,上至皇亲国戚、满汉贵族,下至市井百姓,茶叶都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茶叶消费巨大。从明代开始,徽商就在北京经营茶叶买卖;至清代,北京的茶叶市场几乎为徽商所垄断。据统计,至乾隆年间,歙县人在北京经营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量更多。歙县仅是徽州府六个县中的一个县,如果再加上其他几个县在北京经营茶叶买卖的店家,数量肯定更多。天津的茶行茶店也是大多是徽州人所开。
另外,徽州茶商在杭州、苏州以及后来上海的经营都非常成功,他们以有“茶务都会”之称的屯溪为茶叶集散地,将徽茶转运各地,并牢牢控制了杭州、苏州等大都市的茶叶市场。徽商将茶叶运至饶州(今江西鄱阳),然后分两途:经鄱阳湖,北出湖口(进江西湖口)入长江西行,销往湖广和四川地区;或沿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贩往岭南地区。
湖北、四川等地本来产茶,为何还要徽州商人运来茶叶呢?原因有二:一是这两地所产茶叶多被用作“边茶”,只有很少的茶叶供本地消费;二是本地商人竞争不过徽州茶商。
其他各地的茶商亦不可小觑,比如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的商人,在推动本地茶叶市场建立和繁荣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在茶马贸易衰落以后,茶商对茶叶市场的参与程度更深,参与范围更广。其中晋商和广东、福建商人在茶叶外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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