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出版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书，乃为滕军教授的一部新著。她在其述史的许多章节中，则又兼以论及中日茶道及其审美文化比较的若干内容。此类比较文化的论述，自然是很有必要的，当会在我国茶界乃至非茶界读者中发生影响，引起人们的关注，这该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该书的《序》所指出的：“此书不仅以大量史实与各种生动事例叙述与考证了中日茶文化在历史上的交流、传播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进而比较和探讨了中日茶文化的异与同。总结出中日茶文化都体现了天人合一、东方哲理和文化集成等共同特征。同时又揭示了两国茶文化在历史成因、饮茶品种、调茶方法、茶具与参予者、相关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云尔。不过毋庸讳言，该书作者对于这类差异的比较和论述，虽说在许多方面不失清晰与中肯的表达，但在这同时，却也存在有某些偏颇之说。尤其在“结语”以及第二章的某些部分，其偏颇之说则更比较集中。比如就所谓“起点”问题，作者这样论述说：

——鉴于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从精神文化起步这一特点，可以说，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

——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在中国，茶作为一株原始森林里的植物，经过食用、药用、饮用之漫长的岁月才进入了精神文化的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茶文化的起点是很“低”的，它是深深地扎根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

（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二章第九节，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8页）

上述这番论说读后，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则委实不敢恭维也。而且恕我直言，我觉得在比较和论说中日茶文化的异同问题上，象该书作者这般使用如此轻率的贬语而来评价我国茶道文化者，实属罕见，至少眼下就我国茶坛来说，恐怕还不曾有过先例呢！由斯我则不能不质疑《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中的某些论述，诸如所谓“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模式是从精神文化起步”的啦，“日本茶文化的起点是很高的”啦，“中国茶文化是从‘实用’逐步上升至‘精神文化’的”啦，“中国茶文化的起点是很‘低’的”啦，云云，凡斯种种，我觉得都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当然喽，既然是探讨问题，则彼此就会不可避免地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而彼此意见的有所不同，才有所比较；有所比较，才有所鉴别。应当说，有比较、有鉴别，总比无比较、无鉴别要好些，惟有这样，才能有裨于彼此之间的取得共识。

下面，即把我的几点质疑作出陈述，以期共同探讨之。

首先我要质疑的一点是：中日茶文化的起点有可比性么？我不明白该书中何以把中日茶文化比较的焦点，择定在一个所谓“起点”问题上。就述史的角度来说，这个所谓起点究是确指哪一个时代呢，该书作者却没有作出任何界定。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作出合乎逻辑规则并符合历史真相的比较呢？譬如我国茶文化本是滥觞于悠悠万载迤远的原始时代，那是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发展历程上的最初之起点。而在这同时，日本茶文化却还不见影子呢。就是说，不论作为物质文明之茶也罢，作为精神文明之茶也罢，其实日本岛国却止是零起点，这哪里还有什么可比性呢。再如我国茶道及其审美文化的开创时代，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其时种茶、制茶、饮茶、品茶，皆已然在长江流域一带蔚成风气。但在这同时，日本岛国的茶文化却依然尚还是零起点。那么中日茶文化之间，当然同样无可比性可言，这确是不争的史实罢。至于唐代，那是我国茶文化的隆盛时代之起点，陆羽《茶经》的问世，则是其最著标志。故尔唐代的我国茶坛，则更以其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文化魅力，驾乎东方与西方诸国之上而独领风骚！至于其时日本岛国的茶文化呢,才刚刚由几位遣唐僧人，在取经归国之后，顺便只捎回了些许茶饼并茶籽，开始在寺院试着摸索种茶，试着模仿煎茶和品茶，偶尔还在宫廷试办茶会。试问，这样的“起点”，却又怎堪跟我国唐代茶坛那种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相媲美呢！若是强作比较的话，则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啻是霄壤之别呐。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此乃历史使之然也。

然而，对于我国茶文化在几个关键历史时代的这些个起点，《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作者却又是如何论述的呢？她这样写道：

——茶于中国，最早是用于药，而后用于饮，780年陆羽《茶经》才始注入了精神文化的内涵……(引自《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395页）

——如果以陆羽《茶经》（780年)作为茶从物质存在步入精神文化领域的标志的话，那么在中国，作为物质文化存在的茶的历史比起作为精神文化存在的茶的历史要长得多。后者只有一千两百多年，而前者至少有4000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茶文化的起点是很“低”的。（引自《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39页）

——中国人对饮茶活动的精神层面的认同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至陆羽《茶经》才告完成。但即使在《茶经》之后，也未有过象814年日本弘仁茶会那样的包含了众多形式的、以茶为契机的综艺活动。（引文同上）

且看在该书作者的笔下，我国历代茶文化竟如此被轻蔑，被非难，被贬损！对此，则我不禁要提出这样的质疑：作者所作出的这些个论述是历史的么？是科学的么？是合乎逻辑规则的么？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始终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抱取一种叫人殊难理解的偏见，即任意撕裂它们之间固有的辨证关系，以及它们在浑沌初开时代演绎的历史。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就原始生存实践活动来说，精神就是实践精神，实践也就是精神实践。而由原始人类的生存实践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包括物质文化并精神文化，则皆是来自诗性智慧的产物，它们之间压根儿就无有雅俗之分，高低之别。这就是说，那时的“实践——精神”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是断断乎不可撕裂的关系，哪里存在什么“中国人对饮茶活动的精神层面的认同过程是极其缓慢的，至陆羽〈〈茶经〉〉才告完成”之理呢？

须知，早在悠悠万载迤远的图腾时代，即相当于母系氏族时代前后吧，那些繁衍生息在茶树原产地境内的我国原始人类祖先，他们从最初发现茶和利用茶之时起，就凭着自身所拥有的诗性智慧之天才，创造了不失诗性文化的原始茶文化并茶道文化。那么，若问，这创造出来的是否纯乎乃为物质属性的文化，而非精神属性的文化呢？否！历史永在给我们证明着：当初处于新旧石器时代之交那个邃古时代，我国大西南境内那些原始大茶山养大的土著部族先民，就创造了发明了诸如图腾之茶，神话之茶，祭祀之茶，巫傩之茶，歌舞之茶，凡斯种种，不一而足。特别是云南省境内的德昂族（前称崩龙族）原始先民，早就把茶树奉为他们精神世界中茶道的一种图腾崇拜偶像，亦茶叶加盟店多少钱香雅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