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人依然习惯于把茶马古道叫做“马帮路”。

1990年7月10日，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等6名人自筹经费，徒步考察了滇藏线和川藏线的马帮路，并在此后首次提出了“茶马古道”的说法。

虽然盛极一时的古道已然成为一种追忆，但这种对传统称谓的固执坚守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地人中国茶对自有文化和传统的一种珍视和留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交通、通讯的便利，一些落后地区的文化与传统知识正在被一些发达地区的文化冲击和取代。于是，“全球性”的反“全球化”呼声开始此起彼伏，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追忆茶马古道还是拯救其他？

最后的马帮

关于茶马古道的起始时间，以及它应该包括那些线路，目前学术界的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应该从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把喝茶的习惯传到藏区开始算起，大约1300多年的历史；也有学者把它的概念扩大，认为茶马古道应该指古代云南对外通道的总称，按照这种说法，茶马古道则有2000多年以上的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占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城市，切断了国际社会所有通往中国战区的陆路通道。茶马古道成为惟一能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地面通道，当时，每年浩浩荡荡来往与印度、云南与西藏的马匹达到25000匹，大商号达到30多家，为茶马古道史上最鼎兴的时期。而此时，与地面相应的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

滇西北一个被外界称为“死亡河谷”峡谷里，居住着4000多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阶段的独龙族。50年代后期，国家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依靠最多时有500多匹骡马、“性质”为国营的“国家马帮”，每年运送600吨左右的粮食和其它生产、生活物资进入独龙江流域，以救济独龙族兄弟。

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讲述的是就在修筑一条从贡山至独龙江乡的的公路时，这支马帮的生活及其最终命运。

那些羊肠小道还断断续续地存在，从一个村落通往另外一个村落，古老的骡马的后代还在延续着，驮着一些粮食零星地走在这些小道上。但完整悠长的茶马古道和成队的马帮已然消失了……

伴随着从贡山到独龙江乡的公路的修筑，第二条滇藏公路形成。这条茶马古道的最终结局与第一条滇藏公路带给另一条茶马古道的命运并无二致。

考察发现，今天的滇藏公路与茶马古道有着极度的重合性，这种重合带给茶马古道的是被绝对的取代，茶马古道最终成为一线记忆。

与茶马古道给当时滇、川、藏带来的巨大影响一样，滇藏公路也在极大地改变当时的经济与生活。

一条路与一座城

1300多年前，茶马古道的形成改变了它所经过的地方的人的命运。古道上的重镇丽江的繁荣与这条道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明末清初，中国闭关锁国，但此时，云南省的商人早晨起来喝一杯酥油茶，就赶着马往西藏、缅甸方向去了。”茶马古道博物馆夫巴先生这样描述当时云南商人的生活。

丽江海拔高度为2200多米，其所处的位置最终使之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由于气候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藏族商人通过茶马古道往低海拔走时，走到丽江就基本不再望下走了，而转由纳西人带到更低海拔的地方去，同样，大理人、汉人等外地商人到了丽江之后就不愿意再往上走，因为他们很容易产生高原反应。这个海拔高度上的中间地带，最终成就了一个城市。”

“纳西族与藏族人在这样的往来中形成了几代人互为租顾关系，生意就这样代代相传。”巴夫说，“今天，我们在许多古城里都能够看到四方街，这其实就是当时城市有几条路通往不同的地方，与四方街连接的街道通往四面八方，进而逐步演化为一个市场。”

如今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不难预计，格尔木——这个因青藏公路而生的城市——很快将成为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都市。

我们仅仅是因为太快？

茶马古道的“马帮文化”高山茶给滇、川、藏地区除了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裕，还为三地的文化交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帮一路跋山涉水，驮铃声声悠长地传来，艰辛而塌实地在古道上穿行。当时，云南人去西藏做买卖，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反之亦然。各地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甚至饮食习惯在驮铃声中传播开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与信仰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又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以及相互的包容。

这个特点对现在社会来说，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今天，由于交通、通讯的便利，一些落后地区的文化与传统知识正在被一些发达地区的文化冲击和取代。因此，我们听到了“全球性”的反“全球化”呼声。

全球化已经是一个浩荡而必然的世界潮流，仅仅是“反对”，那显然是“无效”的。茶马古道为经济文化带来的交融和积极价值，奥秘何在呢？

也许，从马到车，我们的速度让文化与生活方式之间产生的不是交流而是对立，或者是一种文化和方式对另一种文化和方式的替代。于是，对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抢救成了一种很紧迫的任务。

仔细想想，速度可能并不是关键问题。文化本身的自信，以及交流方式的的平等性，或许才是保证文化独立、交融与多元化的基本前提。

澳大利亚茶叶滋阴的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