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房贷利率上调？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能怎么样呢，该买的房还是跑不了。”3月24日，潘小光在上海灿烂而并不温暖的阳光下面说。

31岁的潘是上海一家大型国企资产管理部的投资主管，收入在这个顶级大都市里也算位居中上，然而他仍然为了买一套住房而发愁。

去年下半年潘小光便开始筹备买房，看中的是上海内环线以内中等偏上的地段，当时均价在12000元/平方米左右。他跑了五六个楼盘，也有看中的，“然而没办法啊，排队的人太多了，根本拿不到号。”半年过去，这个地段的房子已经涨到了19000元/平方米，潘小光提起来就连连叹气。“所以说，央行涨个零点个的利率又能怎么样呢？”

进入3月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房价空前地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重点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17日，央行宣布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贷款利率上调，首付比例

提高；随即，有关部门宣称今年开征房产税已成定局；“两会”期间的部分代表、委员们甚至把房价的上涨提高到影响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

然而站在这场风暴的浪尖上，上海——这个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内地房茶商网价最高的城市——似乎并不为所动，疯涨的照样一飞冲天，排队的照样守更熬夜，数钱的照样心花怒放，盼跌的照样望眼欲穿。

经过近4年的狂飙突进，上海市民的见面语已变成“今天你买房了吗”，而它掀起的发财热望，更是早已超越了当年的股市热潮，正在成为一场全民疯狂参与的新财富神话。

“100倍”女人

一年间，1.5万资产涨到150万

“我的理想是5年内赚1000万”

3月13日，午后，从虹桥机场到人民广场的925路公交车上，一场关于财富的谈话正在热烈地进行。

谈话由当日出版的《上海楼市周刊》的头条新闻引发。一个叫刘洋的女子，在古北一带炒房，一年间个人资产暴翻100倍，从1.5万增长到150万。“就算是比尔盖茨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速度吧。”拿着报纸的那个年轻人这样惊叹。

好几个脑袋凑了过来，想看过究竟。有人惊奇，有人羡慕，有人则不屑一顾：“呵！她只是个小炒家，没什么稀奇的。”

“我的理想是5年内赚1000万。”几天之后的一家咖啡厅里，刘洋这样对记者说，这个被热烈讨论的女子，看起来远远不像一个刚刚诞生的百万富翁，内敛素雅得有些其貌不扬。

5年前的刘洋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百万富翁。当时的她在一家美容院推销化妆品，月薪2000元左右。那时她把发财的梦想寄于福利彩票。

2000年开始，刘洋在家闲了4年，“吃住都是父母的。”到了2004年初，她的口袋里还有1.5万元。

她想去学开车。和她一起学车的有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教授在黄兴路有一套房子，是学校的教师公寓。一天闲聊，教授很高兴地说他的房子已经涨了50万，“现在买房子真是一件很能赚钱的事。”

这个时候，如果温州人、香港人、台湾人或者其他早就在上海房产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们如果听到这位教授的话，一定会笑歪了嘴。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开进上海，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把5000多万元资金抛向上海楼市。

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楼市开始狂飙，3年多时间房价陡升3-4倍。这位教授房子所在的五角场地区，被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也就是偏远的、风水不好的地区，2000年时候这里的房价是4000元，如今已是1万有余。

“钱赚起来挡都挡不住。”刘洋大笑，“我当时是想买一套房子租出去，好养活自己。”对于房子，对于楼价，当时的她还一窍不通。

2004年4月10日，刘洋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她签下了第一套房子的合同。交了1万元的押金，所有的资产只剩下5000元。“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其实她当下要做的是到处借钱。

借钱其实也不是困难的事，尤其是借钱买房。她的朋友知道她投资房产，都慷慨相助。“当时有个男孩帮我从银行贷款，我都不知道银行的钱会这么好借。”今年来，上海政府为限制短期炒房行为，加强银行贷款的管理，像刘洋

这样有多次炒房经历的炒家将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2004年4月15日，刘洋把这套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人，月租金8000元。当天她拿到5000元的预付金，到徐家汇买了2050元的手机，1550元的皮鞋，为了这第一笔回报，她一个星期没有睡好。

46天后，刘洋把房子卖了，90万买进的房子，卖出去110万。刘洋是这套房子的第三位主人，一房东买进的价格是35万，二房东70万买进，三房东刘洋以110万的价格卖给四房东，四房东卖了150万。这个过程，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对她的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都是中介打来的，劝她卖了手中的一套房子。3个月前这套房子182万买进，另一个炒家几天前以258万的价格买了它，20万的现金在手里提了20分钟后，她反悔不卖了。因为她要买的一套房子，

她的下家也不卖给她了。“一转身就涨了20万，有点过分。”

谁在炒楼？

“1/3来自境外，1/3来自外省，上海本地的资金不超过1/3”

像刘洋这样的炒家，在风起云涌的上海楼市中其实只是一只小虾。

在近三年的上海市民心中，提到炒楼，第一个跳出的字眼便是：温州人。

2001年，金先生买了上海莘庄名都新城的房子，首付时，售楼先生一看他的身份证便主动说：“先生您是温州人，可以享受我们的折扣优惠。”对于这意外的礼遇，对方的解释是：“温州人买房会有带动效应，只要一个温州人买了，其亲朋好友也会陆续来。”

在当时，温州人受到这样的礼遇，在房产开发商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楼价就像韭菜，而温州人的钱就是春风春雨，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涨了一截。

后来，当人们开始抱怨房价高的时候，同样又把怨气撒向“温州炒房团”。

而上海望源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认为，“到目前为止，温州炒房客注入上海楼市的资金也不过200亿元左右。上海房价高低不是温州炒房客所能左右的”。

谁在炒楼？2004年5月提出上海房地产“泡沫论”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境外热钱的支撑。”

在汉宇物业代理公司总经理施宏睿那里有更精确的数字：“在上海买房的，1/3来自境外，1/3来自外省，上海本地的资金不超过1/3。”境外资金包括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华人，外省则主要是江浙一带。

在不少境外炒家看来，炒房只是玩玩而已。

“我们有6个人，其中5个是新加坡的，都是朋友，其中的一个很喜欢装修，于是就卖了很多房子，装修了再卖出去。”厦门人陈林把他们的炒楼行为定性为业余爱好，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只是在业余时间，由这几个人各出一些钱作为炒楼的资金。从2002年到现在，他们的这个资金翻了好几番。克鲁尼茶叶鼎名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