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的桐木村，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明朝末年的一个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桐木关庙湾，夜扁叶子的茶叶是什么茶晚驻扎在当地的茶厂，睡在了茶青上。待到天明军队离开后，茶青已变软发红带着黏性。茶农非常着急，为了尽量挽回损失，他们决定把已经变软的茶叶搓揉成条，并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的枯萎材块作为燃料来烘干茶青。待到茶叶烘干后，原来红绿相伴的茶叶变的乌黑发亮，并且带有一股松脂的香气。茶农们根据茶叶的特点，称这种前所未有的茶为“乌茶”。可是“乌茶”在当地并没有人愿意买，于是江氏族人把茶叶挑到45公里外的星村，期望尽可能地挽回些损失。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当第二年的制茶季节将来临时，有人竟然愿意出几倍的价格来收购这种乌黑并且带松脂香味的茶叶，并且付了现款。在高价格的驱动下，这种乌黑、带有松脂香味的茶叶越做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桐木村的红茶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的巨大需要，在高利润驱使下，桐木村周边地区也开始生产红茶，到了18世纪，闽南、江西、广东、浙江等地的茶农也纷纷加入红茶的生产之列，这些茶都必须打上“BOHEATEA”（武夷红茶）才能够出口。为了与桐木关外冒充红茶的茶叶相区别，他们将茶更名为“正山小种红茶”，“正山”即为真正的高山上的茶，是“正宗”的意思。

　　无心插柳柳成阴，这种乌黑带有松脂香味的茶叶的诞生开辟了茶叶史上一个全新的类别。在随后几百年中，“正山小种”成为风靡全世界的所有红茶的祖先。

　　自“正山小种”红茶出世以后，在中国，祁门红茶以及宜红、宁红、滇红、粤红等红茶相继出现，工夫红茶品种不断增多。据史料记载祁门红茶是1876年由一个在福建崇安县任县令的余干臣回家乡后，把福建“正山小种”红茶制法带回去，在至德渡街设红茶庄试制成功的。宜红、宁红、滇红、粤红等的产生与“祁门红茶”有着相似之处。而世界四大红茶的其他三种：印度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及斯里兰卡高地红茶，甚至后来的肯尼亚红茶等的产生与发展却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做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的英国人。

　　红茶这种神秘的饮料在英国被冲泡起来，桂圆香四溢，引发了人们对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无尽遐想。到19世纪初叶，大批的传教士及贸易商追根溯源来到“正山小种”红茶的原产地——桐木，进行考察及传教。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是一个中国通，在1842-1845年间，他曾作为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的领导人在中国活动。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的习俗。1849年2月，他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他希望能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一下。获准后，他同雇佣的中国随从到了武夷山，并从当地人那里打听到了一些茶叶秘密，特别是了解到茶叶的发酵处理。了解了中国的著名茶叶产区的茶树以及茶叶生产技术后，福均回到印度，但他的茶叶技术仍然不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茶叶。他认识到只有中国的种茶和制茶人，才可以将茶叶生产的技术完整地传授给印度人，只有他们，才能在印度制出第一批优质的茶叶。于是，他再次回到武夷桐木关招聘了8名制茶工人，并于1851年3月把他们以及秘密获得的茶叶树种带到了加尔各答，最后落户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几年后，福均完全掌握了茶树的种植与制茶的技术。从此，印度阿萨姆红茶横空出世，印度、锡兰等英国殖民地的红茶逐渐成为世界红茶的主流，欧洲等国的红茶市场也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性。

　　茶叶慢慢地改变了欧洲人的口味，饮茶这种高雅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大英帝国的新式教育，并且迅速升华为关于教养的隆重仪式，优化着从王公贵族到普通人民的日常举止，一种独特而又丰富的英式红茶文化逐渐形成。而欧洲人的需求也在悄悄地影响着着中国的茶叶生产。

　　两百多年前，因为红茶的缘故，星村成为武夷山仅次于下梅村的第二大茶叶集市，每年第一场春雨过后，茶叶开埠，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南来北往的茶商纷纷聚集。清人刘靖曾经记述：“山之第九曲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在这里，那些新鲜的茶叶被制作、包装成武夷红茶。随后，一部分被运到下梅村，经过晋商的调配，踏上了远赴俄罗斯的万里茶路。另外一部分红茶则由闽南或闽西的商人通过九曲溪，沿着闽江运到福州，然后再运至厦门出售给欧洲的商船。由于长期出海，为了行船安全，经营茶叶的闽西汀州人特别信奉妈祖。当年他们集资在星村修建汀州会馆的时候，特意把会馆建成了妈祖庙的样子。这个叫做“天上宫”的会馆现在还是闽北最大的妈祖庙。

　　如今，走在云雾环绕被称为大自然天然氧吧的桐木村，你仍然可以看到家家户户房屋旁边“三楼凋萎、二楼熏焙、底下烧着松木大灶”的加工正山小种红茶的“茶楼”。值得欣慰的是，在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运兴则红茶兴，新一代正山小种正在引领着红茶文化走向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