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汉月/文
　　十年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闲来无事乱翻书，偶然翻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杂志，上面有一篇写老普洱县，就是现在的宁洱县的文章。那是一位台湾的老先生（惭愧，当时没记下他的名字，也没记下那本杂志的名字）写的，文里说他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到普洱县，寻访明清期间存在了500年的普洱茶叶司。结果可想而知，哪里还有什么普洱茶叶司？那位老先生向人打听，结果人们连普洱茶叶司都没听说过。好不容易，老先生才从另一位熟悉当地掌故的老先生那里打听到，普洱茶叶司的官衙早就当做“四旧”拆除了，原址就在现在的邮政局那里。得知如此，那位台湾来的老先生就到县邮政局大楼前，嘘唏一番，怅然而去。

　　就是从那篇文章中，第一次留意“普洱茶”这三个汉子，并且知道普洱茶有不低于600台湾埔里茶叶蛋年的历史（明清500年加20世纪100年，那时对普洱茶的历史认识就是如此），应该算是一种普洱茶文化。从那篇文章中，还感到一丝愧疚：那时我在思茅师专中文系教书，多少也算当地的一个文化人，但对身边的普洱茶，却那么漠然，从没想到它会有那么长的历史，更没把它和“文化”这个词联系起来。不就是一种茶，普洱县出产的茶叶吗？这也算文化？如果算，云南就有几十种茶，几十个县的茶文化，那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听黄桂枢先生讲，十年前，他对普洱茶文化的前途也极为悲观。黄先生是普洱市的历史学者，原来主攻的方向是考古。作为深谙地方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并且也是较早系统梳理和研究普洱茶，并且较早提出“普洱茶文化”这个概念并为之大声疾呼的人。但在十年前，人为是一回事，“天意”又是另一回事。正所谓“天意自古高难问”，黄先生虽然为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做了大量“人为”的工作，但效果如何，他心里也是没错的，至少，那时应者寥寥，前景渺渺。就是我这样和他同在一个城市的所谓文化人，对他的研究成果和呼吁，也是不知道的。没办法，贵远忽近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可以在遥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读一个更加遥远的香港人写的谈普洱茶的文章，却对身边的黄先生系统研究普洱茶的文章不屑一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先生对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前途也不免悲观，所以他说，十年前，自己发现了普洱茶，是把普洱茶当作一种文物而不是一种文化来看的。（中国普洱茶网组织文章//www.puercn.com）

　　文物是一种古代文化残留下来的物质形态，唯一适合它们的去处只有博物馆。洱一旦进了博物馆，就意味着它们已经被完全剔出了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死亡。而文化，虽然同样来自过去，但却依旧活着，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拥有自己存在的丰富多彩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十年前，黄桂枢先生把普洱茶当作一种文物而不是一种文化，即使他再内心里，是多么希望普洱茶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文物，可见他对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前景是多么悲观！

　　应该说，黄先生十年前的悲观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据有人统计，十一、二年前，大约在1999年至2000年、2001年的时候，整个云南省爱喝、懂得喝普洱茶的人才不过区区两三千人，听说过普洱茶是一种文化的人则比这个数字还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