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着新中国的朝晖，1950年，康藏茶厂更名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下关茶厂”。

　　解放之初的中华大地，百业待兴。下关茶厂从一个“作坊”走来，没有自己的厂房，先后租用喜洲大慈寺和下关西大街的“永丰旅社”、“陆军制革厂”等地作为生产车间。下关茶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专供藏区的边销紧茶，没有厂房，要想大规模生产保质保量的产品是难以做到的。1952年，凤仪县人民政府把当时下关西郊的48亩地无偿划拨茶厂，茶厂又购买了私地20余亩。同年九月，应省茶叶公司要求，云南省商业厅基建工程处组成下关基建队，拉开了茶厂建设的帷幕。1954年，下关茶厂迁入新厂区。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实行全国茶叶统一收购，计划分配。从此，下关茶厂不再“盲人摸象”，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它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为了了解那一段历史，6月底的一天早晨，几经周折，我们在大理市政府宿舍区一号院，见到了俞跃中老人。老人清瘦白皙，灰色的针织毛衣下着一件纯棉的白衬衣，浑身透着清雅的学者气息，老人原籍浙江上虞。为了祖国的建设需要，1952年底，就读于复旦大学茶叶专业、距毕业还差一年的俞跃中，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提前毕业，分配到云南省茶叶公司工作。翌年初，随公司领导到下关茶厂检查工作，他亲自带着中央财经委陈云主任签批的下关茶厂营业执照，俞老说，他觉得十分光荣。但没有想到，这一纸批文，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在此次检查后，省茶叶公司将他留在下关茶厂工作。这一留，俞老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先后成为下关茶厂的厂长、总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还参加过援建非洲的工作，退休前曾任大理市副市长。老人清脆跳跃的大理口音中总带着一股吴侬软语的儒雅温和。

　　1953年，省公司通知下关茶厂紧急调运54吨“宝焰牌”牛心型紧茶至西藏。这种牛心型紧茶，创制于20世纪20年代，是当时的康藏茶厂为专供西藏地区而创制的，注册商标为象征“佛光普照、吉祥如意”的“宝焰牌”，因其外形像牛的心脏而得名。尤其特别的是，在“心”的底部有一个短小的茶柄，专为藏民们在进行佛事活动时卡在手中而设计，便于进香祈福，牛心型紧茶成为了藏族同胞心目中的“圣物”。在下关沱茶博物馆里我们曾见到一张50年代初期的老照片：一位藏族同胞在印有“宝焰牌”商标的紧茶包装纸前虔诚祈祷，足见这种茶品在藏族同胞心中的重要地位。

　　接到紧急通知的下关茶厂，当时的月产量仅为1400多担，这紧急增加的54吨茶叶就是1080担，等于在短时间内把月产量翻了一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原料供应。当时还没有顺宁公路，茶叶全靠马帮驮运。在这节骨眼上，滇西各地正在组织大量运力运送进藏物资，顺宁到下关一线的茶马古道上运力极其紧张，大量青茶外运压力大如山。厂里当即上报省茶叶公司，专门成立了由66匹骡马组成的驮运队。于是，千年茶马古道上第一次出现了国营的马帮。那响亮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乐。那是急如星火的交响乐，是分秒必争的交响乐。在外的运输队风餐露宿、昼夜兼程；厂里的职工夜以继日、追星赶月，他们用对藏区人民火一样炽热的感情，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任务不断，这是国家的信任，党和政府的重托。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茶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原来传统的进藏路线和茶叶运输方式已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和需要，为此，中央财委指定下关茶厂从1951年到1954年，赶制紧茶740多吨运往西藏，其中包括沱茶。那是分外忙碌的年份，但刚获得新生的工人们有释放不完的工作热情和苍山飞瀑般一往无前的劲头。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日历也浸透了辛勤的汗水。一批批茶叶通过畹町出境，在缅甸曼得勒装上火车运至仰光，再用轮船运到印度加茶叶茶里有毛毛尔各答，接着用火车转运至噶伦堡，最后由马帮运抵西藏。一位从西藏转业到下关的解放军营长，至今仍忘不了那茶的香，那茶的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藏的和平解放，下关茶厂生产的茶也有一份功劳！”

　　由于产量的一增再增，茶叶突然出现了霉变。时任工务股股长的俞跃中带领同事们，对原料收购到仓储，对筛制到成形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精心的调查。最后发现，由于产量太大，受地点限制，自然干燥中不能及时晾干水份而产生了霉变。针对这一问题，俞跃中与工务股的职工们反复研究，发明了晾茶架和晾茶盘，把生产出来的茶叶立体堆放，有效解决了通风透气的问题，既充分利用了空间，又整洁有序，赏心悦目。在厂里，我们亲眼见到了这些看似简单，但效果绝佳、一直沿用了60多年的装置。

　　“你们知道‘木凳压茶’吗？这可是解放初期下关茶厂的一项技术革新。”“木凳压茶”？看着我们充满疑问的表情，俞老笑呵呵地解释道，以前制作紧压茶都是用沉甸甸的铅饼压制成型，一个铅饼重20公斤，劳动强度很大。而木凳压茶，就是运用杠杆原理，在木凳上设置茶的模具，将茶倒入其中后，人坐在压板的另一头，用人的重量进行压制。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这项技术改造，不仅减轻了工人的体力消耗，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们打心眼里叫好。

　　为了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厂里成立了机修车间，一方面引进能人，另一方面从工人中培养人才。1952年从省茶叶公司调入下关茶厂的游佐云就是一个呱呱叫的技术革新能手。1957年，他研制成功多刀切茶机，每台日产5000公斤，相当于过去50人的产量。那欢唱的机器声，唱出了工人们的心曲，宣告了过去用手工打、手工切的繁重劳动的历史的终结，唱出了下关茶厂的美好前景。1957年，他又试制成功了茶叶解块机、铁木结构圆筛机和抖筛机，彻底改变了手工筛制的原始状态。昔日灰尘弥漫的车间，变得清清爽爽，大大改善了筛制工人的劳动条件，并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1959年，他又试制成功偏心轮加杠杆铁木结构压茶机，把工效提高了4倍多。一项项令人瞩目的成绩，让游佐云蝉联了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届云南省劳动模范。遗憾的是，90高龄的他，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已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只有在这里用满腔的崇敬，向他送去我们对他的景仰和祝愿。

　　在1958、1959年大跃进时期，下关茶厂提出了“月产万担”、“年创百万利润”的口号。在举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环境里，工人们的热情分外高涨，夜以继日地苦干、拼命干，澎湃的激情在机器声的节奏里化为高产再高产的佳音。1959年10月，下关茶厂产量达10200担，其中沱茶产量达到3000担。全厂职工兴奋不已，当家作主人的豪气激荡在心怀。现任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苏兴社对我们说，当年，在茶厂工作的外婆下班回家念叨的是茶，母亲下班回家说的也是茶，似乎家里的空气中都有一股淡淡的茶香。从记事起，“茶”就是嵌入他大脑的第一个词语，“我的基因里都带着茶的元素！”他不无自豪地说。正因为如此，他继外婆、母亲之后，成为家里的第三代茶人。

　　下关茶厂在前进，一批批沱茶人在成长。正是他们对沱茶那种深厚的感情，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让下关沱茶一路向前，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能险中求生，传承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