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凯
　　乾利贞号和宋聘号是有一百六十年历史的茶庄，一百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具体到人的生命，具体到茶的断代，它却长得足以抹去记忆，摧毁生命。尤其是经历过几次改朝换代和破旧立新之后。好在我们还有文字，我必须从淹没在瀚海中的文字里仔细梳理，再用梳理出来的流光片羽与相关当事人后代的回忆相认证，还原一段普洱茶辉煌的岁月。

　　乾利贞号的创立

　　云南之有茶庄，或者说，茶庄之有名号，历史并不是很久远。据碑帖考证，早期的茶叶经营者，多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大约有十家人。茶叶经营户是否有牌号，目前还不清楚。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年，庆昌号在倚邦成立，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云南最早的茶号。宋聘号和乾利贞号的创立，据易武的高发倡老师考证，均始于清同治年间，其中，乾利贞为1865年以前，宋聘号为1868年以前，两庄创立地点均为倚邦。那时，杜文秀的起义已经震动了全滇，建水的马如龙的军队更是威胁着离它很近的石屏。石屏人开始携带细软大量逃荒，逃荒的地点最安全和便利的就是半是汉人管理，半是傣族统治的六大茶山地区。

　　那时倚邦是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储运中心，倚邦的管理者曹土司为了增加收入，也开始大量从石屏州招徕汉人，来倚邦经营茶叶和发展生产。石屏的几位宋姓人家就在倚邦开设了宋寅号、宋聘号两大茶庄，江西人赵开乾开设了乾利贞茶庄。此时，由于战乱和交通的梗阻，几个茶庄的生意不会很好。

　　也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即将与这几大茶庄建立联系的人袁德洋则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思茅边上的六顺开荒种地。

　　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袁德洋回到了石屏，几大茶庄也开始将总号从倚邦迁出或在思茅、石屏、昆明等地开设分号。业务的扩大，资金和人手的需要，使云南的各茶庄之间发生了一些整合，新的股东加入，老的股东有的继续经营，有的告老还乡，各茶庄之间的股权关系由于文献的缺失，我无法理清。

　　袁家介入乾利贞

　　乾利贞号的管理层比较清晰起来，开始于清末。笔者在文献中看到，宣统年间，乾利贞昆明、石屏的负责人是袁德洋的三儿子袁嘉猷。袁嘉猷是经济特科第一名(也是钦点，等同于状元)袁嘉谷的哥哥，他字乾三，号允升，幼读诗书，善书法，喜书画，曾被推举为孝廉，考取附贡，拥有中书科中书头衔(清代将中书舍人的舍人二字去掉，由几品官充任一时无法考证)，专为朝廷撰写公文。在母亲徐太夫人的安排下，他和四弟袁嘉言一起停止了学业，专门经商，支持家用，也支持三个弟弟继续读书，追求功名。

　　1906年，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成立，袁嘉猷当选特别会董第一名，在商界有很高的发言权。在商会开会时，大家往往以商号代名，称呼他为袁乾利。袁嘉猷一直领导乾利贞和云南的茶业到辛亥革命时期。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乾利贞号思茅的负责人则是富鸿文，他们经营的项目是“专办花茶实业”，也就是说，当时思茅乾利贞的业务主要是棉花和茶叶。

　　从民国二年(1913)的一个文件中我们看到，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是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碧(字谦六)，此时他也是乾利贞总号的经理。而他们的业务则是省货、广货、茶叶、棉花，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百货和茶叶。

　　按照一些回忆录的记载，乾利贞或宋聘号的股东稍晚的还有钱正利、刘子辉等。

　　图是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的一个文件，文件中写到：“茶号在滇创办乾翻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业，垂六十年。乾利贞以平安如意商标为记，宋聘号以本印内票为记，设总号于蒙自瓦货街，分号于省城文庙街茶帮、个旧天君阁、易武茶山、思茅南门外大街、石屏太电巷等处。”

　　公文不打诳语，因此，文中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从1917年倒推六十年，应该是1857年，也就是说，乾利贞号和宋聘号创立于1860年代是可以在这里得到印证的。文中列举了多处乾利贞分号，但元江分号以一个等字代替，说明当时元江出产的猪街茶是否可作为普洱茶销售，地位还不明确，因此写呈文的时候有意回避了。

　　文中还提到乾利贞的商标为“平安如意”，宋聘的商标为“本印内票”，这两个商标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商标有什么差异呢?下面我们给出1917年宋聘号和乾利贞号圆茶每筒商标和每支的大票。

　　宋聘号每筒商标为直方形，蓝色，题头为：“宋聘号记”，下面的文字是：“本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阳春白尖)发行，贵客光顾，清认内票为记，庶不致误。”宋聘号每圆内有一个商标，长方形，红色，由于木版使用时间过长，模糊不清，这里就不详细向大家展示了。

　　乾利贞号的平安如意商标，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有些相似，但印刷则粗糙得多。宝瓶上写：“货真价实”、“陽春”(不是春尖)、“乾利贞”(没有宋骋号三字)，货箱上是：“本号在云南普洱易武山哥张，拣提细嫩茶叶揉(或探)造。贵客赐顾，清认平安如意图为记。”“为记”后面还有两个字，不知是否为边框框起来的“生财”二字。

　　至于乾利贞号的大票，由于木版磨损严重，只能断断续续地认出一些字，似乎是说：本号在云南思茅南门外大街开设，拣提什么样的茶揉制乾利贞号，哪里发行，哪里分销；拣提什么样和哪座山的茶揉造宋聘号。现有造假的，请贵客认招牌为记。下边的黑色印章则是袁嘉碧执掌乾利贞以后加盖的，仅能分辨“……之徒，假冒本号招牌，经由商会重罚，特加新图章与老招牌老内票为据，责客注意。袁谦六识”等字。

　　为了对比，我们可以看看现存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

　　抗战前后，宋寅号、宋聘号、乾利贞号等老牌子，几百年茶叶又有较深文化、家族底蕴的七子饼茶是香港最贵的普洱茶，一般卖港币50元～筒，同庆号、同兴号其次，四十元上下，至于敬昌等号，当时属于一般品牌，每筒仅售25元到30元。新加坡、南洋各地对普洱茶的价格定位亦如是。

　　1950年以后，乾利贞各分号相继停业，港台、南洋对乾利贞号普洱茶的需求带动了另一个产业，那就是仿造。仿造乾利贞号产品的有几种情况，一、用一个新的茶庄号牌生产，如：福华宋聘号、广悦来宋聘号、家传宋聘号等。另一种情况则是直接仿制，不作说明，靠买家自己的本事来鉴别，比如：泰国宋聘，火烧云宋聘等。笔者曾喝过几款仿制宋聘，尽管是仿品，但毕竟有几十年的陈期，经过岁月的酿制，滋味、口感都很出色。

　　民国时期的茶业

　　为了更好地了解乾利贞在云南茶叶界的地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茶业的演变。

　　从历史上看，云南的茶叶主产地一直是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其他地区尽管也有茶叶出产，但产量都有限。而西双版纳又由于其进入内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为名，称所有产自版纳六大茶山的茶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双版纳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与缅甸的战争，大量逃亡，西双版纳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农，进山垦殖，完成贡赋。此后，大量的石屏人进入倚邦、易武茶山，他们或垦殖，或贸易，集同乡集体之力，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有难却可以相互扶持。很快，石屏人就变成了云南茶叶生产运输的主力。为此，他们在昆明成立茶帮，先是在龙井街买下一院房子，但由于面积不够，于光绪十七年又集资在文庙街买下一院房产，作为茶帮总部(相当于现在的写字楼，不搞零售)，茶帮成员都以此为根据地，经营自己的业务。茶帮最高管理者为管事(后改为理事、监事)，袁嘉猷、袁嘉碧都曾长期担任管事或理事。

　　那时的茶帮主要经营出口越南、泰国、香港、南洋的外销七子圆茶(我看到的七子饼的叫法，最早出现在1940年，都是比较随便的场合。正式场合和茶叶包装上都印七子圆茶)，运往叙府(今宜宾)、武汉、北京等地的内销七子圆茶、五子圆茶，省会销售的散茶、四喜方砖等产品。茶帮的很多提议，茶帮与政府的沟通很多时候是要由茶帮管事认可的，袁家作为乾利贞号的大股东和茶帮管事，其发展优势自不待言。

　　光绪年间，云南很多地方开始引种茶叶，其中，离石屏最近的猪街、羊街(当时归元江县管辖，现属红河县)行动最早。茶帮人又集体在猪羊街创业，将这里的茶以茗山茶(与六大茶山的正山茶、勐海的坝子茶相对应)的名义大量出口香港、南洋。民国二年，乾利贞号的富鸿谟还担任了元江商会的会长。

　　民国十二年以后，虽然南洋仍然大量需要乾利贞和茶帮的普洱茶，但由于滇西帮和沱茶的崛起，内销四子沱茶、五子沱茶、边销牛心紧茶渐渐为滇西帮所掌控，茶帮的地位有所下滑，袁嘉碧也购买了一些锡业公司、电灯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票、房产，分散投资，分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