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生代的中期，联合古大陆再一次解体，几大洲的板块再一次移动，产生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了。青藏、云贵高原急剧隆起。在迄今200万年前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寒冰长久覆盖的植物基本消亡，而云南的大叶种茶树，地处北回归线附近、亚热带高原，躲过了这场灾难，继续顽强生息。云南也被学界公认为茶树发源的核心地带。

　　公元前1066年，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有史学家考证，巴蜀之师共有八个部落，濮人（布朗族的祖先）是其中一个部落。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就已经把茶作为贡品了。

　　公元863年（唐咸通四年），樊绰在《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古址在今云南省景东县，南诏王曾置银生节度于此。景东及周边至今仍是普洱古茶园的密集区域。

　　宋代饮茶习俗风靡全国。宋徽宗赵佶御笔论茶，写出《大观茶论》。王安石《议茶法》云“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专门描述了古滇银生节度诸山所产之茶的采摘、食用等细节。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曰：“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是指滇西地区包着金牙的少数民族，百夷是指摆夷族，乃傣族之先民。当时茶叶在云南只是集市贸易的一种商品，还没有形成产业规模。

　　1381年，“普耳”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书中。当时普洱区域划归元江军民府车里宣慰司管辖，称“普耳”。此前出现在唐宋元诸代的史籍中，都写成“普日”或“布日”。

　　明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流官制度引来大量屯田士卒进入滇境。中原制茶技术推动了云南茶叶工艺水平的提高。1620年，谢肇淛《滇略》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在史料文献中“普茶”一词的第一次亮相。

　　明代天启年间，云南茶叶生产发展迅猛。由于茶产量的增加，景东府“新增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刘文征《滇志》，1621-1627）。明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普洱茶在大理的出现。那时，大理点苍山上的古刹感通寺附近有古茶园，当地人采用晒青工艺制作毛茶。1639年，徐霞客在感通寺观看了茶叶采制过程并写下：“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比徐霞客稍早的白族进士李元阳则在《大理府志》（1563年）中写道：“点苍茶，树高二丈，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愈胜也。”这是关于晒青工艺普洱茶“越陈越佳”特征的最早表述。

　　清代普洱茶历史是辉煌和凝重的。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刘健《庭闻录》载：“北胜（今丽江永胜县）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求于北胜州（今丽江市永胜县）互市茶马”。平西王吴三桂正式奏请朝廷，建议在云南开市易马。吴三桂的奏文获得皇上恩准。“茶马互市”不仅满足了西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而且在政治上把西藏和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廷相《严茶议》云：“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章履成《元江府志》写道：“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这是历史上“普洱茶”一词首次面世。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镇守云南开化（今文山）等处地方副将总兵官阎光炜为康熙皇帝八十大寿进贡，具体恭品如下：“普洱肆拾圆，孔雀翅肆拾副，女儿茶捌篓，巨胜子两袋……”。这是普洱茶进贡最早的官方文献。

　　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府正式设立。为了管理茶叶生产，鄂尔泰在攸乐（今景洪市基诺乡）设同知府，在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区）设通判和总茶店，规定所有茶叶均须卖给总茶店，再由总茶店卖给茶商。以往进入茶山的汉族商人，悉数驱逐。

　　1766年（乾隆三十年），缅甸人进攻版纳，清廷派重兵平定边疆。为奖励守土有功的将土，乾隆将六大茶山的倚邦土千总曹当斋提升为土守备。由于连年年战乱，土著居民大量逃亡，茶叶产量急剧下降，导致贡茶无着。因此，倚邦土司决定在全国招纳垦户，易武土司则派人去人多地少又较近的石屏等地招人进茶山“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

　　倚邦、易武的新移民带着内地的茶园栽培管理技术和制茶技术，推动了当地茶产业的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直到民国时期，车里土司管辖的车里（今景洪）、猛海（今勐海）等地都还没有实施茶树的锄草、修剪等管理技术。云南早期的茶庄大多开设在倚邦一带，因为当时那里是古六大茶山的中心和茶叶运输的要冲，自然也就成了茶叶的集散地。倚邦的二十多个茶庄是广东人、江西人、四川人、云南红河人（绝大部分为石屏人）、玉溪人、丽江人开设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同庆号、宋聘号、同兴号、同昌号、宋寅号、元昌号、敬昌号等。

　　1792年，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为首的观光团一行95人来华，向乾隆祝贺80大寿并送上寿礼。作为礼尚往来，乾隆回赠了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和普洱茶膏。这是普洱茶作为国礼的高光时刻。

　　1799年，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洱茶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普洱茶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清道光年间，易武车顺号主人车顺来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了贡生学位。为了报答朝廷，他将本号精制茶品送到宫中。道光皇帝饮后赞此茶：“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乃茗中之瑞品也”，并钦命头品顶戴赴云南呈宣，赐封车顺来为“例贡进士”，由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捷勇巴图鲁史监制成“瑞贡天朝”金色大字牌匾赐给“易武车顺号”，命车顺来每年向朝廷进贡普洱茶。

　　云南虽地处西南边疆，但是全国茶产业的兴衰，对云南的影响也是直接的。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历史高点，随后逐年下降。清末的普洱茶与整个中国经济一样，外销受到法国人的限制；边销西藏，则有英国人在印度阻拦。出产贡茶的倚邦当时是五大茶山之首（攸乐茶山当时归土司管辖），已不复昔日之繁华，户不过五百，茶号从二十余家衰落到二三家。易武的茶号也从四五十家减至四五家。

　　20世纪初叶，顺宁（今凤庆）、他郎厅（今墨江）、宁洱县、景东直隶厅（包括景谷）、镇沅厅、永康县（镇康县）、云县、腾冲等地纷纷引种大叶种茶。

　　1908年（光绪十三年），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之该年又发生了进贡马帮在昆明附近被抢劫事件，普洱贡茶时代从此结束。

　　民国初年，西双版纳江外地区也推行了“改土归流”，汉人开始进入勐海地区经营茶叶。1920年，云南云春堂茶叶有限公司企业信息纳西商人杨守其发现了一条进入藏区的新道路。他们从勐海出发，由马帮将茶驼至缅甸景栋，在景栋换成汽车，中途再换成火车运输到仰光。在仰光换轮船运到印度加尔各答，再换成火车和缆车经西里古里运达印度的葛伦堡将茶叶出售。茶商最终贩运至后藏。这条进藏新茶路比经思茅、景东、巍山、下关、丽江、迪庆到拉萨远1000多公里，但由于使用了现代交通工具，实际运输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成本下降了。这极大刺激了勐海、车里（今景洪）的茶叶产业发展，进藏茶叶由过去每年三千担猛增到每年三万担左右。

　　此时，两个新的紧压茶也出现了，一个是藏销的蘑菇头状紧茶（当时叫牛心紧茶），另一个是川销的以凤庆、勐库、景谷茶为原料的沱茶。沱茶的出现极大地挤压了六大茶山饼茶的川销市场，七子圆茶更多地变成侨销茶，出口越南、泰国及中国香港，部分再转口到马来西亚等南洋国家。

　　1938年12月，中茶公司加入了云南茶产业的竞争行列。他们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在昆明成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39-1941年，先后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生产普洱茶和沱茶；在凤庆成立顺宁实验茶厂生产红茶和沱茶；在勐海成立佛海实验茶厂并与当地商民合作成立佛海服务社，大量收购紧茶销往西藏，同时也有少量七子圆茶销往泰国；在下关成立康藏茶厂，专门生产藏销紧茶。

　　1950年，云南正式解放，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中茶公司、康藏茶厂和顺宁实验茶厂。10月，布朗族最后一位头人苏里亚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普洱茶送给毛泽东主席。

　　1951年，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中茶牌”商标成功注册。公私合营后，这个商标在全省统一，一直到80年代初才回归成为中茶公司的专用商标。

　　1973年对云南普洱茶产业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茶叶公司把普洱茶出口权下放给云南。获得自主出口权的云南省茶叶公司抓了两件事：一是将过去所有出口七子饼茶上面印刷的“中茶牌圆茶”改为“云南七子饼茶”；二是开始关注并研究普洱茶熟茶的渥堆发酵技术。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于1973年派技术骨干到广东学习普洱熟茶工艺，1975年开始推广，1979年制定了熟茶完整的技术标准，标志着熟茶技术走向成熟。

　　1978年，法国圣·安东尼医学院及法国里昂大学相继开展“云南沱茶[普洱茶（熟茶）]”的医学研究，并于1987年7月在法国巴黎王子酒店发布研究成果。这是西方国家首次使用现代医学科学方法在病理、药理等方面对普洱茶进行临床医学试验，并临床正向验证了普洱茶的降血脂、降血压等功效。

　　1986年，下关茶厂恢复心脏型紧茶生产。11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视察下关茶厂，茶厂向其赠送宝焰牌心脏型紧茶。

　　1993年，首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思茅召开。这届研讨会专门讨论了云南古茶树问题，为后来山头茶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会后，参会的台湾代表团考察了易武，终于找到了港台民间存留的普洱茶老茶的根。

　　2000年前后，昌泰集团、海湾茶业公司、六大茶山公司、龙润集团、蒙顿公司等一批民营普洱茶企业相继诞生。随后，大量资本涌入普洱茶产业。在资本推动下，新产品风起云涌，新概念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局面是，普洱茶生产厂家快速增加，产量也在节节攀升。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农业部颁布普洱茶行业标准（NY/T779——2004）。

　　2004年以后，勐海茶厂、下关茶厂等相继改制。普洱茶的普及和升温还得到了文化工作者的助力。普洱茶图书的大量出版充分挖掘了普洱茶的文化厚度。同时，健康主题的拓展、历史深度的挖掘、休闲体验的提升等也使得普洱茶更加迷人。

　　2005年5月，“云南普洱·瑞贡京城”马帮，从云南出发跋涉8000多公里，途径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于当年10月10日踏入北京地界。“马帮进京”是当年最热门的新闻之一。10月，国家商标局为云南普洱茶颁发了“‘普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证”。从此，只有符合注册条件的茶品才能称为普洱茶。

　　2006年，云南普洱茶地方标准出台。内容包括：《普洱茶》《普洱茶产地环境条件》《普洱茶生产技术规程》《普洱茶加工技术规程》等4个标准，《普洱茶》为强制性标准，其余3个为推荐性标准。该标准代替此前发布执行的编号为DB53/T103-2003的《普洱茶》地方标准。7月，《普洱》杂志问世。

　　2007年，普洱茶市场出现了价格崩盘风波。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2111—2008《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颁布实施。

　　2010年，古树茶概念开始崛起。

　　2012年，神舟9号飞船载着3名航天员成功升天，同时搭载了云南的普洱茶短节白毫籽种，普洱茶种第一次登上太空。

　　2013年，普洱茶价格坚挺上扬，东北、华北、西北普洱茶消费人群快速增加。

　　2014年，普洱茶市场再次出现较大波动。由于电商的崛起，波动幅度较2007年小。

　　2015年，中华茶道文化公益基金启动仪式暨陈年普洱老茶公益拍卖品鉴会新闻发布会借助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开创了陈年普洱老茶公益拍卖之先河。

　　2016年，云南省原农业厅主办“千亿云茶论坛”。

　　2017年，历史上第一部官方《普洱茶年鉴》正式出版。普洱茶第一次荣获“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冠军。

　　2018年，普洱茶蝉联“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冠军。

　　2019年，联合国宣布每年5月21日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截至2019年底，云南茶树种植面积676万亩，茶叶总产量43万吨，其中普洱茶产量为15万吨。

　　国盛茶香。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持续升级，普洱茶产业正沿着“有机引领，主打绿色”的方向，在低纬度、高海拔的云岭大地上，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阔步走向茶舞台的中央。

　　作者：王敏正，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原云南省农业厅厅长，《普洱茶年鉴（2017）》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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