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百年中，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作为生长在“中国文化”这棵大树上的枝叶——普洱茶文化，同样未能幸免，遭到了粗暴对待。战争、瘟疫、火灾、社会动乱等等原因，不但“兴于明，盛于清”的普洱茶产业被毁，更将处于黄金时代的普洱茶文化烧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茶马古道商圈的形成，普洱茶的大量出口，带来了空前的商机和经济繁荣。于是，奸商贪官趋之若鹜，一边想尽办法地垄断茶山贸易，一边近乎变态地残酷剥削茶农。倪蜕《滇云历年传》（雍正六年即公元一七二八年）中说：“莽芝（地名）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清廷也在普洱设府管制茶叶出口，抽收税银。

　　在商官双重剥削之下，以至“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吴应枚《滇南杂记》）。至清末剥削更甚，在思茅厅设“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设“子局”，控制茶贸，抽收茶税。随后又开设“洋关”，对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两银价值的货物加收二分茶税。一加再加，茶农负担越来越重，致使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末年以后，普洱茶再无人问津了。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云南普洱茶的生产交易的中心主要是在易武和普洱地区，随着战争的到来，大小茶庄商号在1930-1940年间相继停产歇业。普洱茶产业的衰退几乎是一夜之间，马帮随即被迫解散，都各自想办法讨生活去了。

　　在战争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派遣茶叶专家范和钧率茶叶与甘草同吗吃领一批非云南籍技术人员来到西双版纳成立了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开云南机械制茶之先河，开始生产机制茶。可惜，战争的严酷超乎想象，茶厂很快就停产关闭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普洱茶恢复生产，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国穷民弱，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们肚子里连油水都没有，自然不会去喝这种解腻刮油的普洱茶。而后经历文革等社会动荡，计划经济时期缺粮票布票油票，偏偏不缺茶票。然而普洱茶依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燃起了星星之火，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燎原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