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何明忠（退休教师）
年龄：87岁
出生：1926年，属虎
民族：汉族
　　我出生在石门坎三家村，生在茶山，长在茶树林脚下，1932年六岁时候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家父亲一辈三人，伯父何金成、父亲何德康、叔父何顺成。伯父何金成十六岁开始挑着茶叶去卖，后来买得一匹马驮茶，最后养马养得十三匹用来驮茶。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942年盖的，抗日战争最紧张时候建的。成兴昌茶号是1933年建的，解放前据我所知麻黑有三个茶号：张正鸿家的鸿庆号、胡发兴家的兴顺祥，何金成的成兴昌。我们1932年搬下来以前（茶号）多一些，老杨家的是广兴祥还是广兴号记不清了，我十五、六岁参加过这几家茶号做过茶，做得最大的是兴顺祥，一年八十到一百担，我家做得五、六十担，鸿庆号五、六十担。十六两为一斤时候，五斤为一筒，我家茶叶销售越南莱州两次。

　　现在麻黑在的这个地方以前叫“大路边”，在茶马古道旁边得的名。真正的麻黑大寨离这里两公里多，我知道（懂事）时候起那里就没人在了。听老人说那时候至少有两百多户人家，有回族、本族（作者注：现民族分类为“彝族”），也有本地人。麻黑建过大庙，建庙师傅是张寅兆，他在易武盖了好些庙，易武的石屏会馆、关圣庙，曼秀、曼乃的大庙都是他盖呢，后来在曼撒弯弓发生“回汉相争”，导致瘟疫流行，麻黑大寨就败落了，剩下2-3家搬到大路边，回汉相争是什么时候的事就不记得了，弯弓是回族，回族打败就跑到思茅普洱那头去了，我家有个老祖就娶了回族姑娘马金花，她妹马银花嫁给了老胡家。1932年我们搬下来时候，房子盖草顶，是土木结构的房子，非常简陋，那时候过得太可怜了，才25家人。麻黑大庙以前还有人守庙，我知道的看庙的人都换过三次。我现在还记得麻黑关圣庙有一副对联是“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弟子尽胆寒”。以前进出的马帮、马客都过这条路，是石屏人，驮杂货进来。红河州的倚萨人最凶，一人赶两匹骡马，头骡、二骡上的旗子写着“卖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照闲人头落地”，“照闲”就是管闲事的意思。大庙1964年时候拆了，砖、瓦、房梁这些材料用来盖小乡政府、大队部的房子。八十年代老百姓盖房，又挖去做石脚做挡墙，就拆光了。

　　做茶，过去做的跟现在做的都不一样，过去我们做是一年的茶，不分春茶、夏茶、秋茶，茶叶都收拢，拼起来等到正月、腊月时候做。现在是春夏秋冬茶叶分开做，过去是混在一起加工，不分春夏秋冬的混在在一起做好，现在做茶没有民国时候做得仔细了。以前只分老茶、尖子、二梭三等，尖子又分梭皮、抓尖，抓尖用做盖头，比梭皮更白更嫩，二梭包在中间，老也不老、嫩也不嫩的就是二梭，奶叶又叫“金飞叶”，严格地说金飞叶不是老茶，叶片老掉不叫金飞叶，而是比黄片稍微嫩点的茶，也就是尖子下面叶片比较小的叶子，长得有点像耳朵，是小小的像黄片的那种叫金飞叶，大的老叶子叫“老帕卡”才是现在说的黄片。以前尖子包二梭叫“字号茶”，尖子包老茶叫“中应茶”。现在做茶是统统混起来做砖茶，做七子饼茶，是一起压。七子饼茶是老中青相结金骏眉泡出的茶叶是啥色的好合，过去要包现在不包了，就是外面用嫩茶把老茶包起来。那时候茶是卖到东南亚、老挝，印度支那过去不叫老挝、不叫越南，是叫法国地。用牛帮、马帮驮到法国地。现在做茶更简单，民国时候做的更认真、更细致。

　　民国时候，茶叶种得稀疏，茶树排、行分不清。原来是请外地人来挖茶园，一年挖一次，挖茶园是十冬腊月，拿锄头挖，然后一饼一饼的翻过来，把草压死掉，精耕细作更容易长草，草长得更猴（作者注：猴，云南方言，意“厉害”），很不挖茶园是解放后，茶叶不值钱就不挖了，挖茶园对茶叶涨势有利。

　　七子饼茶是易武搞出来的，为什么要包七饼，以前老人相传是：云南民族暴动，三国时候云南不服朝廷，朝廷就派诸葛亮来云南，反抗的人是孟获，诸葛亮七擒孟获都没有杀，平叛后诸葛亮就来到思茅，他非常想念他的茅庐，就叫那个地方叫“思茅”。易武还盖了孔明庙，祭茶祖，茶是诸葛亮来了后才兴旺起来，所以就祭“孔明茶祖”。诸葛亮平定云南后，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要回朝廷了，愿意跟我走的就走，不愿意跟我走的就在这里。顺手从背后抓了一把茶叶对留下来的人说：你们吃这个、穿这个，也可以做药。所以这里就奉孔明为“茶祖”，平定云南、七擒孟获，所以茶叶一筒七饼，是为了纪念孔明，这些我们是听老人说的，老人相传的。

　　我们家茶叶最早是交到大茶号，后来就自己运出去，从刮风寨那头出去。驮茶用牛，小牛驮18筒，一边篮子装九筒，中号牛驮22筒，强牛驮24筒，驮到勐莱，就是越南莱州。从乌德到丰沙里，丰沙里又叫“仙西里”，是法国地，丰沙里下去就到莱州，是越南的一个省，在越南茶叶交给广东人，叫罗玉田的，年纪轻轻的，原来还有他的相片，国家运动时候搞丢了。那时候法票（币）叫“东方汇理银行”，我见过的。我们家的茶去越南两次，从越南又把洋布、洋酒、洋伞这些生活日用品拉回来。运去过泰国两次，是从勐海打洛出去的，我没去过，我家大哥跟大爹去的。

　　解放前，做好的包圆茶三十筒为一担，一担150斤。那时候做茶，一组要七个人，分工和工钱是：称饼（茶）一块，装茶两块，提茶桶一块，做圆茶三块，踩茶三块、包茶（包笋叶）三块，装篮子一块，1,050饼为一天的定额，等于150筒，要七个人配合流水作业，一块钱等于两个半开（旧货币）。

　　过去做茶都写易武正山，实际易武正山包括麻黑、曼落、老街、曼撒、易田、曼腊、曼乃的茶，所有茶都一个价，混在一起做，现在的价格各个寨子都不一样，那时候各村各寨、各个季节都混在一起做，以前做茶老中青混在一起做，都叫易武正山。

　　我们何家这个家族原来是芦江的人，在江西，因为水患，逃荒，有一支来到云南了，开始在石屏县亚房子乡杨新寨村公所石老寨村居住，老祖何官荣，大概是清朝嘉庆年间来到易武茶山。刚来时候，是帮工度日，后来就自立了，开垦种植，住在那时候麻黑的树林村，那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

　　易武土改是1956年，是和平协商土改，茶农、地主、茶号背靠背和平分地，1958年搞合作社，搞大跃进，实际是大破坏、大倒退。那时候茶叶交给合作社，记工分，合作社把茶叶踩篮拉出去。恢复做饼茶是九十年代，是台湾人跟张毅接头，恢复做饼，是台湾人来找镇越这个地方，找同庆号，拿着以前的商标，一直找不着，后来才知道在云南，镇越县就是现在的易武，镇越县就是“镇守住中国边边上的这个县”的意思。台湾人来找，政府就交给张毅接待、联系，那时候他是乡长还是副乡长就记不清了，后来又找人试做七子饼，就这样又做起来了。

　　我读的是新学，1933年开始读，那时候读六年，1944年易武办第一班中学，读到1946年毕业。1947年寨子聘请我教书，1949年生病就没有教了，解放后教书从1951年到1959年，后来整风打成臭老九、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平反复职，1988年退休。

　　从对老人的访谈文字来看，关于诸葛亮到茶山的传说未免牵强，但其在茶山的传说，至少说明了诸葛亮南征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而关于茶树管理的见解“民国时期，茶叶种得稀疏，茶树排、行分不清。原来请外地人来挖茶园，一年挖一次，挖茶园是十冬腊月，拿锄头挖，然后一饼一饼的翻过来，把草压死掉，精耕细作更容易长草，草长得更猴，很不挖茶园是解放后，茶叶不值钱就不挖了，挖茶园对茶叶涨势有利。”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市场认为茶树不能除草、不能翻挖的观念并不可取，旧有李佛一《佛海茶叶概况》中的论述“就易武，倚邦方面茶商说来，则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远不如易武、倚邦一带之优良……。就个人所知：江内外茶叶，除极少数外，似为同一品种。且各产茶区之地理环境，亦大致相同。不过易武方面，茶农对茶园知施肥、壅根、除草、剪枝等工作，而佛海一带则无之耳。”今有茶农世代相传的茶园管理经验，说明茶园是需要管理的，特别是对以茶叶为生的茶农来说，适度管理是必须的。从对茶山茶农的诸多访谈来看，如果茶树在森林中的生长不占优势，就容易在与其它树种、杂草争肥力争光照的情况下，产生衰化甚至死亡，按茶农的意思是被其它大树把茶树“捂死”掉了，茶树自有茶树的生长需求，人能做的就是在满足茶树生长需求的同时，在产量和品质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从野生环境下的茶叶口感来说，确实滋味更好一些，陆羽《茶经》中“野者上、园者次”之说，符合实情，但毕竟人为干扰少的“野者”数量极其稀少，而无论是过去的古生态茶园还是现代新式茶园的管理手段，都是为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而合理存在的，且这种对大宗货的需求，古已有之。茶叶品饮属性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有其商业属性的存在。茶农要生活，大众要饮茶，必然需要产量来支撑，只是管理的度，管理的手段，应当符合大众对原生态、无污染食品的需求，毕竟茶饮健康，享受茶叶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必须建立在无害的基础上。
来源：三醉斋 文/图作者：百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