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唐代的制茶技术加上陆羽的《茶经》，已经是中国古代制茶史上的一个顶峰，后人无人可及。怎么能说“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呢？

　　“盛”——依据字面的理解显然高于“兴”。怎么理解这个“盛”呢？宋代的茶叶发展比唐代又有哪些进步呢？

　　首先，两宋三百余年，首倡以文治国，教育兴盛。太学、书院发达，学术气氛浓厚，门第观念淡薄，科学发明之多前所未有。这时的宋朝，已悄然出现了城市化的概念，“市井”一词的出现，对宋朝的文化与经济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宋代的品茶与赏茶，有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的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

　　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再次，“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

　　宋徽宗，一个遭人厌恶又令人惋惜的亡国皇帝。

　　在史学家眼里，他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亡国之君，是后人引以为鉴的反面教材。

　　在政治家眼里，他是一个低能儿，不懂得辨别忠臣与奸佞，是一个胸无大志，只会贪图享乐的昏君。

　　在艺术家眼里，他又是一个造诣极高的书画家、诗人。

　　在茶人眼里，他又是对中国茶及茶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他本来是不应当做皇帝的。他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十日。既不是嫡出，又不是长子。这种特殊的身份在其他皇子面前显得另类，在讲究嫡出为正宗的皇宫里，自然形成受关注的程度与皇室的约束少于那些嫡出的皇子。换来的自由度也高于其他皇子。或许，他天生就不是做皇帝的胚子。这种放任，却使他从小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放荡的习性。

　　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皇帝哲宗，也是赵佶的哥哥英年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的人选只能在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并非嫡出，又非长子，按照祖宗法度，他并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赵佶获得天价茶叶茶叶的量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向太后的青睐，并在其鼎力支持下，使他在19岁时，意外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选择宋徽宗（赵佶）当皇帝，显然是大宋王朝的一次严重失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宋哲宗朝宰相范纯仁，在常州病死。在他的遗奏中即有劝宋徽宗当政要做到“清心寡欲，约己便民”之言。此话说得极重，非常直接地批评宋徽宗（赵佶）平日里纵欲过度，这在宋朝士大夫中是极为罕见的。

　　宋徽宗（赵佶）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他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他派人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在位期间，爆发方腊、宋江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见大势已去，慌忙将皇位传给他儿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

　　靖康二年（1127年），他与他儿子钦宗一同被金兵俘虏。后被押往北边囚禁，自此，北宋灭亡。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耻。”

　　宋徽宗后来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享年54岁。

　　后来的史学家始终有一种疑问：什么原因使宋徽宗这样一个昏聩低能的人，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有人说，是他表面的儒雅迷惑了擅长政治权术的向太后。

　　也有人说：这是天意——天要亡大宋国，选择了这么一个亡国之君。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昏君，在艺术造诣上却独树一帜，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他治国无能，但艺术才能颇高。

　　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他的画作也可圈可点。从古迄今，均属于“国宝级”的收藏品。宋徽宗本人的创作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以上均藏于故宫博物院）、《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宋代画家张择端在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因此，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因为宋徽宗的这些贡献，也大加惋惜。如《宋史》在《徽宗记》中，就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意思是说宋徽宗什么都能做，唯独不能当皇帝。

　　宋徽宗对后人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茶”。恰恰这一点，除了茶叶专家外，极少被后人熟知。如果我们从互联网上去搜索“宋徽宗”这三个字时，映入眼帘的是大量关于他生平及书画方面的报道，而对他热衷的茶事却鲜有介绍。

　　其实，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总共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宋代斗茶成风。《大观茶论》中详细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斗茶。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陆羽和陆羽的《茶经》的话，那宋徽宗会凭借他的《大观茶论》一书，理所当然地摘取“茶圣”的桂冠。

　　《大观茶论》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共20篇。1107年成书。全书2900字，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在色香味的审评中，《大观茶论》比陆羽的《茶经》更清楚详细。在茶道精神方面，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而赵佶提出了“清和澹静”，境界更深了一层。这是宋代品茗斗茶更加深入的客观反映。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缀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他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混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三点原因：

　　一是这种制茶法因为工艺复杂，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被朱元璋斥之谓“奢侈”。它只满足少数人的享乐，大部分人或者说平民百姓根本消费不起。那时的团饼茶素有“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说法。真正是黄金有价，贡茶无价。朱元璋少时贫穷，深知社会底层人的辛苦。他知道，这种龙团凤饼制茶方式的延续，距离普通人民大众愈来愈远。因此下决心取缔这种制茶模式，改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散形茶”，目的是要使普天之下，他的臣民都能享用饮茶的快乐。

　　二是唐宋延续下来的贡茶制度，造成当时的各级官吏对茶农与茶工的剥削愈演愈烈。到元代时，多次爆发了小规模农民暴动，反抗朝廷对茶农的盘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朱元璋取缔“龙团凤饼”的同时，也一并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

　　三是宋代过分强调制茶技艺，追求工艺至高至极。在制茶技艺达到顶峰之时，反倒出现无技可施。这就使一部分制茶工匠在技穷之后开始走向“旁门左道”。为了提高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他们便将龙脑及一些香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香味添加剂的东西，混入茶中，使品茶者明显感到不同于其他茶的味觉，以便胜出。这种近似“掺假”的方法在当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被记录在很多茶书里。可见，中国的制茶领域里的“造假”现象，自宋代起始，就一直作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存在，有的甚至被奉为“祖传秘方”、“祖传秘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市场仍盛行的一部分所谓的“奇香”与“高香”茶，都与香味添加剂有关。

　　但不管怎么讲，明朝朱元璋的一道圣旨：罢龙团凤饼，改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很多茶叶史专家对明朝朱元璋的做法至今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茶技术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则由盛转衰。其转折点就在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始。

　　有一点，倒是我们可以认同的。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明代对中国茶叶的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虽然明朝出版的茶书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高达五十五种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种，后来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种。但明朝的茶书质量一般，没有超越唐宋时期如《茶经》、《大观茶论》等茶书的内容。绝大部分为茶区概要，风土人情，或唐宋茶书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