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的悠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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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普洱茶前四个系列品种(团、饼、沱、砖)不同,普洱茶膏从诞生之始,就始终深居一隅,笼罩着一种神秘光环,极少被外界所知。即使在当今,云南普洱茶大红大紫之时,各种关于普洱茶的专著与文章层出不穷,可谓“泛滥成灾”。但仔细研读发现,关于普洱茶膏的介绍极为罕见,即使有,也只局限陈述古人的话语,对其产生、演变、特性、工艺生产缺乏必要的了解与剖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学术空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普洱茶中的团、饼、沱、砖四种茶品,从一出现到现在,同属于“雅俗共赏”的茶品,即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乃至普通百姓,都可品尝品质不同的茶品,而唯有普洱茶膏不同,则是“非雅不能赏”,是皇家的专属贡品,非平民百姓所能得到。它不仅具有特殊的营养功能,同时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没有普洱茶膏的普洱茶家族,是不完整的。而且,普洱茶膏也是普洱茶家族中最高贵的成员。

  我们从现今能够查阅的历史资料证明,普洱茶膏的名称是与普洱茶同时定名的。即1729年(雍正七年)。当时,清朝皇室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统管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样就使在普洱府地区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因此茶叶史专家们认为,普洱茶名称是以地方名称定名的。也就在这一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普洱茶团、普洱女儿茶及茶膏,进贡朝廷做为贡品。这里指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由此可见,在1729年之前,即普洱茶及普洱茶膏正式确定名称之前,普洱茶及普洱茶膏就已经存在,否则,清朝皇帝不会在圣旨中明确点明。

  一、普洱茶膏的产生

  其实,只要注意中国茶叶发展历史,尤其是制茶工艺演化历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洲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象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先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在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亇品目,其中“岳洲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亇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的品质和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绞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茶中珍品。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嗄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风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台湾茶叶蛋多少钱一个景洪买茶叶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独有情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亇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的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迷。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溫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一亇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官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消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几年,民间也间断出现过一些普洱茶膏制品,甚至也冒出过一些所谓老茶膏,基本上也都是沿用大锅熬制方法制成的现代“仿品”,与清宫御茶房的制作工艺有非常大的区别。笔者曾对近几年市面上流传的几款所谓的老茶膏进行了化验,几乎全被检测出现代农药的残留物,证明这些茶膏均采用现在的茶菁制作,而且制作工艺也与清宫御茶房制作的普洱茶膏相去甚运。

  二、清宫御制普洱茶膏的特点

  1、制作工艺的严谨与考究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份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亇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降解,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份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轻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份,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

  2、具有第三种功能的特殊茶品

  目前,国际上对茶叶的功能性划分,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营养功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满足人体生存的需要;第二是感官功能:满足人们对色、香、味、形等嗜好的要求;第三是特殊功能:既能满足营养与感官功能,又能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调节人体生理节律,预防疾病或促进康复的特殊用途的功能。普洱茶膏恰恰就是具备了这种特殊功能。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对普洱茶膏的药用价值几乎是“夸张”式的描述:“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可见,他认为普洱茶膏既可内服驱病强体,又可外用疗伤。

  我们从现代生物医学角度分析,发现普洱茶膏内含的很多化学成份对人体产生药用机理。如普洱茶膏内含的类黄硐物质具有明显的降低甘油三酯(TG)、胆固醇(CH)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功效。同时,可以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含量,阻止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减少血清胆固醇以及胆固醇在血管内膜上的沉积。并且,它还可以通过增加前列腺环素,减少血栓素合成而起到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凝和促纤溶作用,预防血栓形成。根据近两年的实验发现,普洱茶膏内含的这种类黄硐物质还可以松弛血管平滑肌,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从而起到降血压作用。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有防治作用。

  而且,普洱茶膏内含的茶碱通过增加人体肾脏血流量,刺激小肠分泌钠离子素起到利尿作用,加快人体内酒精、烟碱、吗啡等有害物质的排泄。难怪《本草纲目拾遗》中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普洱茶膏的茶碱的含量是普洱茶的2倍,是绿茶等其它茶类的3-4倍。

  当然,普洱茶膏的药用机理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陈述。虽然普洱茶膏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它的研究则是近几年的事情。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即我们对普洱茶膏特殊功能的挖掘尚处在一个起步阶段,只是冰山的一角。尤其是对普洱茶膏后续陈化过程中内含的各种化学成份的转化,及这种转换后的物质对人身产生的种种作用尚存有很多空白,还有大量实验分析留待我们及后人逐步完成。

  3、超贵族身份

  从唐宋的茶膏到清代的普洱茶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沿着贡品的主线一路走来。几乎没有在社会上流通。这就使它从一诞生到后来的发展,极少被世人所了解。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的出产量极少造成,平民百姓极难得到;二是封建社会的皇权意识,既皇室使用的物品绝不允许在民间流通,显示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等级观念。就如清朝皇帝使用的瓷器,一旦打碎了,也在宫墙内掩埋,就连碎片也不允许流入宫外。同样,普洱茶膏的制作也成了对外保密的品种,特别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以后,除了宫廷御茶房,没有发现第二个生产普洱茶膏的地方。在清朝,能够得到它的唯一途径,是皇帝每年拿出极少部分赏赐身边有功大臣。而那些得到赏赐的大臣也轻易不舍得饮用,把它当成高级药材存放,只是在自己和家人偶感身体不适时,才拿出来饮用,以达到驱病和强身之功效。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超出普洱茶膏本身的价值,赋予更多的等级色彩,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因此,如果说传统的贡茶在向朝廷进献后,而使其茶品在民间流通时具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么,普洱茶膏则属于贡茶中的贡茶,享有“超贵族身份”,非一般贵族及王公大臣所得,更是普通百姓难得一见的珍品。

  4、差异化及多样性的特点

  很多人对普洱茶膏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普洱茶膏就是黑色的膏体。

  其实,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指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直接点出了普洱茶膏的两款产品,一亇是黑膏,一个是绿膏。

  就黑膏而言,普洱茶膏也不是就一款产品,而是由“黑珍珠”、“玉龙胜雪”、“红运当头”等若干个品种组成。且每款产品的品质与外观差异极大。

  如“黑珍珠”是膏体本身排列出有规则的蜂窝状,且每一个蜂窝眼都极为光滑,反光性极强,在光照的条件下,反射出一个个亮点,犹如镶嵌的珍珠整齐排列。它是我们目前已知的香气最足,口感、汤色最佳的茶膏。

  “玉龙胜雪”又称普洱茶石乳,是受宋代名茶“龙园胜雪”启发,因云南有玉龙雪山,加上此品膏体外观显出重度白霜,似雪覆青石。故名“玉龙胜雪。”此品为茶膏产出后经一段时间陈化后获得,汤色呈宝石红,厚重感极强,其果胶含量极高。

  “红运当头”又称上投茶,其膏体极轻,可悬浮在水上端。它在冲泡中与其它茶膏不同,其它茶膏都是先放茶膏,后冲水,但“红运当头”则是先倒水,后放茶膏,使茶膏飘浮在水面上,茶色由上向下呈雾状弥漫,极具观赏性。

  当然,清代普洱茶膏还有十几种,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普洱茶膏的鉴别(黑体普洱茶膏)

  1、普洱茶膏有其独特的陈化周期。其时间大约为60年。超过陈化期的茶膏,在其内在物质转化完毕后,伴随所含结晶水的变质,茶膏的品质呈下降的趋势。膏体也产生风化戓霉变。因此,对市场上出现所谓高年份的“老茶膏”,一方面不要轻信;另一方面,即使有,内含的营养物质也丧失殆尽,没有品饮价值。

  2、观察膏体外观。一是如果是黑色,表示生产时间不长;二是膏体表面泛出一层白霜,表示已有一段出产时间,而且白霜愈重,证明陈化时间愈长。至于能否依据挂霜的多少来明确年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因为挂霜的多少除了有时间因素外,也与存放方式有关,裸露在自然条件下,掛霜既少且慢;反之,在密闭的条件下则掛霜很快;三是当膏体的外观呈现灰色,则是变质的表现,这样的茶膏冲泡后,汤色一定混浊、呈暗红色,并带有大量沉淀物和悬浮物。不适合饮用。

  3、观汤色,注重通透性与亮度。这是鉴赏茶膏很重要的环节。汤色通透,呈宝石红,证明茶膏内含杂质极少,萃取的环节比较严谨,品质较好;反之,汤色发暗,且有悬浮物,无通透性,证明杂质较多,提取的手段相对落后(大锅熬制的茶膏绝大部分属于这种)。

  4、注重口感的醇厚度与滑感及特有的沉香味。这是鉴赏茶膏最重要的环节。很多茶膏的汤色呈红色,也通透,但是一品,缺少一种厚重感,更缺少滑润度。这是茶膏内含物质太少,是高温状态下茶膏内的大量生物酶被破坏,至使茶膏缺乏后陈化的“动能”所致。因此好的茶膏一定是醇厚度极强(内含物质多)、且滑感甚佳(果胶含量高)、有淡淡的一股中药香(沉香)。只有这样品质的茶膏才能达到入口既化、生津极快和回甘持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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