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弘六茶叶茶叶贴牌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的“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了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清代宫廷普洱茶膏—藏于故宫博物院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英国使团马噶尔尼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的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延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