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远古的先民们一定是“吃茶”的，他们翻山越岭追逐着獐狍野鹿，溪涧边几片鲜嫩的翠叶被他们信手拈来嚼上几口，顿时精神爽利……随着文明的演进，那几片鲜嫩的翠叶被胡乱采下投入陶鼎加水熬煮，芬芳馥郁，几碗下肚消食祛病。此后直到唐朝，茶还与药类似，需与葱姜等辅料一同熬了喝，恐怕当时的茶等同于今天的汤吧。

　　中国人是挑剔的，特别是在饮食方面，这应该源于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教导，茶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挑剔，到了唐宋时期已经成了高贵典雅的象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从采茶、制茶到饮茶有了许多讲究，不信，看看从唐朝传到日本并被一根筋的大和民族保存至今的日本茶道就明白了，您要是没有几天当和尚坐过禅的经历，“日本茶”的过程简直就是“受刑”……从“茶”到“道”，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其实说白了，就是复杂化的过程，就是慢慢讲究起来的过程。

　　明朝以前的茶大都是“团茶”“饼茶”，制作过程相当复杂也相当“讲究”，一种茶不经历几十道工序是入不得文人士大夫和皇亲国戚金枝玉叶们高贵而挑剔的尊口的。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溢出的茶汁凝结成了“膏”。陆羽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不能把“膏”挤压出去，不然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也即要将茶叶中的茶汁挤压出来附着在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这也成为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但陆羽的“真经”一定给了后人极大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便悄然出现了。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胶以金缕……凡八枚”，“茶膏”一问世就要用金丝装扮以示贵重，并且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那样车载斗量，可见烘焦的茶叶郑州茶叶回收其稀少与珍贵到只能作为贡品，并被郑重其事地载入史册。

　　“宠儿”位高权重

　　“贡品”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都知道。在“举天下奉一人”的年代，“贡品”意味着优质、珍稀、绿色、无毒、精工细作，意味着“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就连制作贡品的工艺工序也是秘不示人的，而享用“贡品”意味着什么就更不言而喻了。

　　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赵汝砺所著的《北苑别录》第一次记录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虽是简述，其工艺之繁复也可见一斑了。然而，如此繁复得到的是什么呢？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如同橄榄榨油，无非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茶叶制膏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生物酶作用其间，这又像是酿酒的过程，其结果当然神奇。据说最高品级的茶膏外观会出现白霜，这种挂霜的茶膏有如雪覆青石，是茶叶中富含的儿茶素与咖啡碱的络合物，有极强的药用价值与保健价值。

　　不同于其他工艺制造的茶叶，茶膏滤除了杂质，浓缩了精华，衍生了奇变，其品质可以在入口的瞬间绽放全部的魅力，无论是香气还是味道以及口感，都在第一时间达到极致并且保持始终毫无衰变。当然，对于喜欢在摆弄茶壶、茶盏中寻求乐趣，喜欢在一道道茶汤中揣摩变化的茶客来说，茶膏未免有些“直接”，但是，谁不想感受一步登天的高峰体验呢？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要朕操心。”象今天的高层人士们一样，历史上清代帝王们大都很勤政，工作繁忙再加上宫廷生活的繁文缛节，使得帝王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闲适，为了塑造威仪与庄严的神性，帝王们在饮食时刻也要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甚至不能显露偏好与兴趣，真正能坐下来沏一壶香茗慢慢品味的机会似乎只能留给“不上进”八旗子弟们了，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从宋朝后就销声匿迹的茶膏在大清乾隆时期得以“光复”的原因了。可以想见，乾隆大帝巍巍高坐冠带袍服气使颐指之余，端起珐琅彩团龙盖碗，呷一口冲泡好的茶膏汤汁，立时睡意全消精神百倍，看着那些垂首侍立战战兢兢大汗淋漓口焦舌燥的王公大臣们，得意背后涌起的又是何等的优越和飘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