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

财富管理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最耀眼的“明珠”。2022年1月14日深圳在发布的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其中强调要以粤港澳金融市场联通、居民财富增长等机遇为抓手，大力引进财富管理机构、创新产品服务、发展跨境资管业务，建立健全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生态链，并要到2035年高水平建设成全球性财富与资产管理中心。深圳加入“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群雄逐鹿之旅正式拉开帷幕。

从2014年青岛最早提出打造“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纷纷进军“国际财富管理中心”，中国城市竞争财富中心地位进入卡位战，深圳将如何成功开启这一竞争之旅从而脱颖而出？

三大“基石”铸造财富管理中心

居民财富高速增长、理财需求空前高涨。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2021年私人财富报告》，2020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241万亿人民币，2018-202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预计2021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的人数将达到了296万人，高净值人士的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96万亿元人民币。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崛起和高净值群体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中国境内居民对财富管理业务的需求正空前上升。

图1：中国2008-2021年高净值群体人数

图2：2008-2021年国内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规模

财富管理制度完善、科技驱动普惠发展。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推出。新规强调要解决当前行业存在的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刚性兑付、多层嵌套、监管套利等问题，通过统一监管、打破刚兑等手段对行业规则进行系统性调整。随后，针对银行、信托、保险等各业具体情况，监管机构相继发布配套细则协助新规落地，金融机构纷纷转型财富管理，财富管理行业开始进入正向发展阶段。财富管理产品也日益推陈出新，不断多样化，极大满足和刺激了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加之金融科技带来的数字化升级驱动，不仅仅针对高净值客户，也极大地覆盖了长尾客户，促进了财富管理的普惠发展。

金融开放进程加快，财富进入全球配置。随着金融开放进程的推进，更多国际领先的外资财富管理机构得以入局中国市场，促进了中国财富管理机构生态多元化、为投资人提供更多选择，而随着财产安全、隐私保护、投资多样性等需求增长，海外资产配置受到追捧，中国居民财富进入全球资产配置时代。全球财富管理行业也从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逐渐恢复，发展势头强劲，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21年全球资产管理报告》统计，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规模激增11%，达103万亿美元。中国抗疫的成功表现、经济的强劲复苏，成为全球资金寻求安全的首选之地，为海外资产配置提供了中国“方案”。这都为各地加快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奠定了强大的市场基础。

各大城市纷纷打造“国际财富管理中心”

2014年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分水岭，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私募证券基金牌照放开，各大金融机构纷纷转型财富管理，正式开启全民理财时代，也正是这一年开始促发了中国城市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热潮：这一年青岛最早提出打造“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首倡提出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同年杭州市制定的《财富管理中心打造2014—2018实施纲要》，

首次提出要将杭州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国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2018年北京首次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的财富管理中心”，2020年又明确提出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2019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中，首次提出上海要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2022年4月26日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理财和资管中心实施方案》，首次提出要将广州打造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

各地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规划和举措，也为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对各大城市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政策规划进行梳理对比：

深圳如何弯道超车脱颖而出？

日前《深圳市支持金融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扶持金融科技发展若干措施》、《关于促进深圳风投创投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三个文件同时发布，“三箭连发”为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深圳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牵动整个金融生态体系重构。展望未来，深圳既要强化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健全财富管理生态圈和产业链，也需要利用“双区先行先试”和毗邻香港的优势，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科技、金融环境等财富管理中心“五大要素体系”中重点突破形成自己的特色，抢占国际财富中心的高地。

一是打造“创新化”的金融市场体系。“跨境理财通”是重大金融开放和创新，是深圳财富管理的重大机遇。但目前“跨境理财通”规模和产品仍然受到制约，以后可以更加开放，支持保险、信托等产品进入试点，在总额度控制的基础上放开个人额度。未来，深圳应以深交所为依托，抓住毗邻香港的优势，在衍生品和跨境理财上突破形成特色，持续提升金融市场创新能力，打造创新领先的金融市场体系，同时在不断提高财富管理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更好满足群众财富管理需求，比如养老金融、家族财富管理、普惠金融、离岸金融、绿色金融、境内境外双向投资产品等。

二是打造“集群化”的财富管理机构聚集体系。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同意在深圳率先组织开展契约型基金商事登记试点。2022年3月29日，深圳率先开展全国首个契约型基金商事登记试点注册。未来可进一步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私募的发展经验，适当放宽监管限制；加强本地税务、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配套，降低财富管理机构日常运营成本，吸引财富管理机构。此外，深圳当前正在大力推行双Q、WOFE PFM试点，并已引进QFLP161家，管理430亿元人民币，QDIE从20亿美元起步，现在额度达到100亿美元，WOFE外资私募证券管理机构也有了突破。

但是在引进香港财富管理机构较为困难，主要在于外资机构取得内地金融经营许可较难。例如，香港家族办公室希望入驻前海，但国内没有相关经营牌照许可，形成“无证经营”风险。未来可借鉴“飞地经济”，参照伦敦金融城模式，打造“大湾区金融城”，以税收共享、税收返还等条件提高深港合作互联互通积极性。同时可借鉴欧盟“单一通行证”制度破解跨境金融监管协调问题，加强深港跨境财富管理业务合作，管理国内及全球财富，争取获准“单一通行证”的合格金融机构，只需报备监管部门，便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开展业务，不受牌照约束影响。

三是打造“国际化”的财富人才体系。深圳主要财富机构纷纷反馈财富管理人才尤其是国际财富管理人才极难招聘，基本都愿意选择在上海办公和居住。目前国际财富管理人才首选香港，其次是上海，却极少人愿意选择深圳，主要是在开户、出入境和居留、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和生活氛围等环节上深圳还相对薄弱。希望未来深圳针对国际化财富管理人才可开辟绿色通道,在国际化财富管理人才从业准入（包括境外从业经历视同国内）、跨境履职、工作许可、出入境和居留、户籍办理、工商、税务、海关、科研、住房、配偶随迁、子女入学、医疗、社会保险、岗位聘用、编制管理、薪酬、交通等政策待遇方面提供 “一站式”服务。同时可在深圳建设国际化人才集聚区，全景复制国际化人才境外居住场景，便利国际化财富管理人才形成工作、生活的“家乡”氛围。

四是打造“数字化”的财富科技体系。针对金融科技，4月7日深圳颁发了《深圳市扶持金融科技发展若干措施》，全方位推进深圳金融科技发展。未来深圳应牢牢抓住科技特色优势，推动财富管理机构打造数字化中台，提升运营能力。并推动建立金融科技联盟，建设财富科技支持平台，为中小微财富管理机构提供共性系统解决方案。

五是打造“便利化”的财富营商环境体系。目前深圳缺乏统一的深圳财富管理行业信息统计监测数据，不便于针对性分析和调整行业政策。未来需要加强建设深圳财富管理行业信息统计监测数据库，定期编制和公开发布“深圳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指数”，便于决策制定和优化。同时深圳在财富管理领域欠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高端国际论坛，比如北京有金融街论坛、上海有陆家嘴论坛，但深圳在财富管理宣传推广上未成气候，需要整合高端资源推动打响深圳财富管理中心的标志性“名片”。深圳最大的优势在便利的营商环境，未来应继续在机构开办、资质申请、兼并收购、人才引进、租购办公用房、税收优惠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更加便利的财富管理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