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雨林下

从新冠肺炎疫情，到能源缺口，再到供应链中断危机，层层的冲击让世界各个国家都开始反思过去供应链管理的策略失误。

可以说，导致断链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对供需关系进行了错误的预判。而发展数字技术的意义，即在于结合历史沉淀为长远产能规划做好支撑，避免资源错配，保证每个环节的通畅性和整体运转效率。

本文为“2022大鲸榜·产业数字化”系列专题报道，虎嗅访谈多位专家评委，呈现关键行业故事和趋势，这一期，我们和大鲸导师武连峰聊了聊全球视野下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探讨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

武连峰是IDC中国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拥有超过20年的IT领域工作经验，研究领域涉及总体 ICT 市场、互联网与新媒体、智能互联设备、数字经济等。

以下为虎嗅对话实录，经编辑整理：

虎嗅调研：新冠疫情刺激全球供应链发生了哪些变化？

武连峰：过去大家很少考虑全球性疫情蔓延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供应链做降本增效，就是零库存或者尽可能低库存，由需求来撬动供给。新冠疫情前，我们出过一份全球报告定义其为“不受约束的供应链”，含义并非指向混乱，而是说供应链由需求方来带动，并且往往是采用高效率的外包方式来做信息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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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疫情来了之后，以前的需求预测都失灵了，零库存状态不适用了，为什么供应链紧张、价格上涨？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家提前囤了很多货，导致整个上游生产能力跟不上，这时候供应链就变成由供给方主导，从无约束转变为由约束。而且，很多企业也开始考虑放弃外包，自己打造建立供应链，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前做准备。

所以，今天出现这些变化，一定程度是有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催化。

虎嗅调研：从全球角度，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哪些突出的制约因素？

武连峰：我们梳理了五个全球通用的制约要点，包括创新协作不足、经验技能有限、战术规划短视、考核体系陈旧、转型举措孤立。

首先，数字化转型会涉及几乎所有部门和上下游全生态，但很多企业不管跟内部，还是跟供应商，创新协作都不太足，这就使统一平台很难建立。大家现在讲中台，意义就是通过平台更好的整合挖掘数据，最后做到敏捷开发。所以，创新协作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企业主对于数字化的战术规划比较短视，真正下决心投入资源和预算想转型的20%占比都不到，一方面外部竞争环境还没有把企业家逼到必须要做的份上，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价值还不够显性。

第三，现在很多企业还在用传统的KPI考核，比如只是看销售、利润、效率的提升，忽略客户满意度、月活用户数等间接指标，所以这种考核体系也要跟着变，才调动得起积极性。

第四，一些传统企业经验技能有限，和互联网公司的薪资差距也比较大，使得既懂业务又懂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储备不足转型的路会走得比较困难。

第五个挑战和前面的创新协作、战术短视有些相似，企业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孤立项目或单一部门来运行管理，致使不同部门间的协同性难以发挥。

虎嗅调研：全球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大致会经历哪些具体阶段？

武连峰：IDC专门做了一个“数字化转型5阶段”的成熟度模型。从单点试验开始，在局部地方做创新，孕育启动数字化；实验出了好的成果之后往更多领域推广，扩大数字化；接着往全公司和产业上下游协调复制，让各个系统集成起来，最终实现规模数据化。

除了这几个阶段，很多企业也开始开辟第二条曲线，寻求新的产品或服务的颠覆机会，促使数字化的规模扩力更大，速度更快。

虎嗅调研：整个转型周期预计会历时多久？对标先进国家，中国目前数字化水平如何？

武连峰：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初步看十年，可能还不止。

结合近两年在中国市场的调研，企业多处于推广和协调复制数字化阶段，综合全球100多个国家排名，我国处于中游平均水平。跟美国、新加坡、德国这些相对发达的国家比，还有一定差距，这些地方的企业大多已在实现规模数据化的阶段了。

总体上，国家的IT花费占GDP的百分比越高，数字化的成熟度也相对越好。

中国目前的数字化转型正在进入深水区，不仅覆盖面积在变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如何能跟上全球的技术创新速度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

以前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更多在提效降本上，而今产品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社会责任的创新也都是体现角度。

虎嗅调研：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挂钩吗？

武连峰：不一定。有些国家的工业并不发达，但服务业领先，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很广。

我们近两年做过制造、银行、零售、医疗这几个领域的细分行业报告，从历史数据、一手访谈和各种研究资料中发现，做了数字化的公司和没有做数字化的公司，5年间的年均销售额和利润差距会非常明显。

以制造业为例，做了数字化的公司年均销售额和利润能增长23%，初看这个数字好像不大，但5年下来，和没做数字化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今天市场上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考虑如何弥补数字鸿沟。

虎嗅调研：中国布局数字化的特色优势和赶超机会有哪些？

武连峰：中国的制度优势肯定是一个强项。若政府相关部门出台行业政策向下传达，国企和民企都会响应并跟进方向。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数字化推进上也同样。定调文件出来之后，尤其是央企，会快速开始实施行动，这种统一性在全球都能占上风。

另外，中国市场足够大，应用场景多元，能给数字化转型的方案提供商贡献更多试验田和试错空间，有助于系统的迭代和打磨。

虎嗅调研：数字化对于稳固我国的“世界工厂”角色有什么意义？

武连峰：中国制造业有“两个1/3”：一是GDP占中国将近1/3，二是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这个格局未来三五年，甚至五到十年都不会有特别大变化。

所以宏观来讲，发展数字化可以更好的打通制造、物流、运输，支持内循环，内循环做得好，反过来又以外循环吸引外资重视中国市场，两者相互促进。而且数字化对于贯彻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这些新发展理念，也是很好的支撑。

再就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12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了，到2025~2030年时期，人口总数量会到一个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劳动力人口一旦下降就会对造成企业招工难、用工荒，必须通过数字化，让机器人来替代简单工种。

微观角度，数字化还可以更好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前30年，中国制造在全球定位属于中质量产品，凭低价甚至超低价打入市场，未来不说最顶级的质量，至少高质量、中价格会是关键方向，而企业在获取更高利润后，也会加强技术升级，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虎嗅调研：中国的外交风格对于周边国家的关注和关怀比较多，如何看待数字化的国际协同？

武连峰：从一带一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发现，好的外交政策能显著提升中国的全球话语权。现在越南的制造业不断崛起，一部分正是受益于中国华南沿海制造企业的溢出和转移，这种分工有助于中国的制造业往高端突破。通过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技术和文化支持，弥合国家数字化鸿沟，是扩散和宣传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