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彪，不是七一年就是七二年的吧，和我平辈，按年龄来讲应该算是我的堂哥。云彪身材不高，一米六的个头，却很敦实，头发枯黄且自带微卷，头大眼大嘴巴大，皮肤黝黑，一双棱角分明的厚嘴唇稍稍外翻，有点像非洲人。在吴冲，没有人不认识他，就如同现在的吴冲，没有几个能认出我一样。

关于云彪的记忆，大多是在我年少的时候。彼时，逢着寒暑假，我都会随着父母从镇上的中学回吴冲村的老家过上一段日子。那些年，只要村里有人家丢东西了，或者谁家小孩被别人打破头了，再或者某村姑娘出嫁，抬嫁妆的队伍经过吴冲村的门口塘被拦闹出事情了，不用说，十有八九都是云彪所为。因为犯得事情多了，大家就觉得云彪的头脑和正常人不一样，村里小一点的孩子们见到他也都躲得远远的。云彪在家中是老小，父母去世的早，几个哥哥早已成家，每每面对前来告状的村邻们，那些做弟兄的最多也只能是不断地给人陪着小心。吴冲虽说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大自然村，但全村独姓，都是顺着一个祖宗的藤儿缠下来的，面对云彪的那些后果并不算太严重的惹是生非，大家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去省城上班以后，我回怀宁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回老家吴冲的频率就更低得可怜，一年到头也就是正月陪父母回去一次，给姑奶奶大伯和小叔他们拜年。云彪的家就在村东头的大路旁，每年大年初一的清早，我们骑车经过村东头的路口，总会看见他戴着一顶旧棉帽，耷拉着帽耳，独自立在门前的稻床边抽烟，远远望去，整个人就像一只矮壮的灰树桩裹了几层破旧的蛇皮袋。云彪见了我父母会主动打个招呼：小爷小娘新年好（在我们皖西南，小叔叫“小爷”，爷爷称为“爹爹”）！我和他从小基本没有什么交流，自然也就没有按照年龄和辈分喊过他哥，他的眼神也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父母身后的我。

前年秋天，我回怀宁，大伯从吴冲捎了一麻袋南瓜到我家。闲聊，大伯说：“云彪的儿子还真争气，居然考上怀中了。”怀中是我们怀宁县的老牌高中，有着极高的升学率，几年前还曾获得过安徽省高考第一名。父母听闻，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感慨：啊？真的啊？那个孩子这么争气啊！

这时候，我才知道，云彪居然还有孩子。听大伯说，云彪三十多岁才成家，老婆是外地人，和云彪结婚刚刚两年就把儿子丢下跑了，靠着政府的资助和村里的帮扶，云彪的孩子才念完了小学和初中。大伯抽了一口烟，顿了顿，补充了一句，云彪这几年安分了不少，隔三差五也去镇上的工地打打工，偶尔还帮一些过世的人洗脸穿衣做收殓，挣些日用钱。

我不清楚云彪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他的老婆我也从没有见过。我更不知道记忆中整天神神叨叨无所事事四处闯祸的云彪，每天面对着他那读书成绩优秀的儿子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对云彪，和对吴冲一样，了解太少了。

家谱记载，我们吴冲人的祖先是明朝时候从江西鄱阳湖岸边的瓦屑坝迁徙来安徽怀宁的，听村里的老人们说，以穿过吴冲的那条大路为界，东边住的是三公的后代，西边住的是四公的后代。三公和四公是兄弟俩，至于具体是哪一世的弟兄，就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了。我想，云彪家住在村东头大路旁，应该是四公的后代吧。

在我们皖西南，像吴冲这样的独姓村庄，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特有的规矩和习俗被代代相传。比如每年正月初一的上午，吴冲全村人都要集体“出勤”，相当于官话说的 “团拜”。地点是在某户人家的堂屋，至于在哪一户，村里早有主事的人照表安排，家家户户不争不抢，轮流做东。大年初一的早上，做东的那家主人要村头村尾挨家挨户地请人，叫“请早茶”。约摸八九点钟的光景，村里成年男丁全都涌进了那户人家的堂屋，大家坐在一起，相互拜年，聊过去一年的收成，谈未来一年的打算。这时，头一年有谁家儿子结婚的，谁家添了男丁的，都会由那家家长端着一脸盆剥了壳的茶叶蛋在聚会的堂屋发放。发放茶叶蛋也有讲究，孩童一律没有，成年男性一人一枚，成年女性则只有做了奶奶的才能分得一枚。每每这一天，云彪总是第一个来到“出勤”的那户东家，先讨包“喜烟”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自告奋勇地帮着抬桌子借板凳。到了分发茶叶蛋的时候，他又会夺过某位老人手里的脸盆，挑出一个大且好看的茶叶蛋先塞进自己的嘴里，边吃边说：“您老莫动，我来帮您发！”

随着时代和观念的不断进步，一些老规矩慢慢地也有了相应的改变，比如，大约二十年前开始，家里有考上大学的、有添了女孩子的、有女儿出嫁的，也都开始在大年初一的时候给大家分发茶叶蛋了。

“团拜”过后，上午十点钟左右，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去村东头的小山坡旁集合，到这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出勤”。头年有喜的人家茶叶蛋如果此时还没有发放完毕，便可以让家中晚辈们抱着脸盆，对照着手里写有名字的红纸条，在人群中继续发放。而主人们这个时候已经腾出手，抱来一大箱烟花爆竹，早早地在地上摆好，待锣鼓响起之后，大家依次点燃。这时，大把大把的糖果被抛洒到空中，锣鼓声和烟花爆竹声以及哄抢糖果的嬉笑声在正月的吴冲响彻云端，极其热闹。

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相继去世，我的父辈这代人剩下的也不多了，吴冲的那些陈年往事规矩方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渐渐模糊和远去。前年腊月开始，因为疫情的原因，再加上和我一样离开吴冲在外面城市安家落户的人越来越多，吴冲一年一度的正月“出勤”已经被村东西两头主事的通知取消了。

去年正月，我们回吴冲老家。在村口，云彪和我父母打招呼，破天荒地也招呼了我，他递给我一支烟，把头直摇，说：“兄弟，现在的吴冲连大年初一的‘出勤’都不搞了，没意思啊。”云彪说完话，叹了口气，把头仰向天空。这时，一只麻雀飞了过来，停在路边光秃秃的柿子树上，摇头晃脑地咬啄着身上的羽毛，云彪的眼里便落了一层浅浅的土灰色。

去年春天，我的小叔麻爷被查出胰腺癌，晚期，医生说已经没有了手术的意义。到了八月，麻爷被孩子们从县医院接回到吴冲村的家里。麻爷回家的头一天，堂哥平贵（麻爷的长子）打来电话，请我们回吴冲一趟帮着商量麻爷的后事。平贵为人忠厚实诚，做事又大方，在吴冲的口碑和人缘极好，得知麻爷病危的消息，在北京上海内蒙古做生意的同村平辈晚辈们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赶了回来。

云彪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常年留守吴冲，连安庆市区都没有去过。不过这几年他偶尔在镇上帮人做过殡葬这一块的事情，应该说有相关的经验和资源。我们几个堂兄弟商量，麻爷的后事，是需要有云彪参与的。

果然，那天上午，还没等平贵打过电话，云彪自己就早早地过来了。大家一起吃过午饭，刚刚放碗，云彪便耳朵上夹根香烟，一头扎进麻爷的屋子。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观察，思量，然后用手比划着，指挥大家挪木床：“麻爷的床应该换成这样摆，平贵你记住，明天从医院回来后，让麻爷头朝这边脚朝那边睡。”

数日后，麻爷去世。

麻爷是夜里去世的。第二天上午，我从合肥赶回吴冲的时候，麻爷已经被放入了冰棺，被两条长凳架在了堂屋中央。前来帮忙和吊唁的亲戚村邻们挤满了麻爷家的院子。悲怆幽怨的锣鼓唢呐声里，云彪请来的那个年轻的道士正在绕着麻爷的冰棺做着法事，云彪自己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手里拿着一件法器，一脸严肃地跟在道士的后面，带着平贵他们一大群后人们绕圈，磕头，跪拜。

在我们皖西南的农村，老人去世后道士做法很是讲究，在大门外把数张方桌和椅子叠成长桥，让长子捧着逝者的灵位疾速走过，谓“过桥”；用纸和竹篾扎糊六个仙人像，立在方桌两侧，道士用说唱的方式帮逝者向六位仙人说情问路，称“买路”，等等等等，有五六项之多，一个道士忙不过来，要有人在旁边帮忙附和的——在去年夏天，在麻爷家的院子里，云彪身着黑长裤白短衫，头裹白毛巾，认真小心且几分悲壮地配合着道士做着各项法事程序，偶尔也会有鼻子有眼地跟着道士后面哼唱几句，神情庄重，熟稔卖力。

第二天上午，大家去狮子山陵园送麻爷最后一程。灵车在火化车间门口停下，我们远远地站在树荫下静候。忽然，云彪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从灵车那边跑了过来，边跑边急急地问：“毛巾在谁手里？！”随即，有人慌忙跑上前从塑料袋里取出一条白毛巾递给云彪，云彪接过，撒腿就往回跑。原来，因为路上颠簸，等到了火化车间门口，把麻爷的冰棺抬下来的时候，心细的云彪发现了麻爷的嘴角溢出了些许血迹。云彪告诉旁边的人，麻爷人不错，我要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麻爷的后事办过，在外面做生意或上班的村里平辈晚辈们都要赶回自己的城市，堂哥平贵在酒桌上一一敬酒招呼，客气地谢过。那天，我特意找到云彪的酒桌，坐到他的旁边。这是我有生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和云彪坐到一起。他站起来，要给我倒酒，我摁住他，说客气话：“哥，我麻爷去世，这几天真的是辛苦你了。”云彪拉住我的手，笑着，认真地说：“我们是兄弟，你客气啥，麻爷是你小爷，也是我小爷。”

我和云彪相互敬酒，聊起家常。我说：“听说你儿子读书很优秀啊。”听我这话，云彪一下子坐直了腰，说：“嗯，马上高三了，念书是还不错，听说在怀中的实验班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呢。”话一说完，他又摇头，“不过这家伙不听话，我让他以后考个安徽的大学，等毕业了再考个公务员，然后就在我们镇政府弄个班上，离家近。他偏不干，非说要考北京的什么航天大学，他还说要当什么宇航员呢。”

我忙说：“那好啊，小伙子真有志气。”云彪点了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一口饮下，说道：“好什么啊，一个一个年轻人都飞走了，我们的吴冲，都快没人了！”

“我不喜欢这样。”见我不说话，云彪又轻轻地嘟噜了一句，似是自言自语，眼眶却开始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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