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域下清末民初中国茶叶贸易的式微——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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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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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之一，对清末民初中国茶叶贸易的情况给予了持续的密切关注，也进行了精到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甲午战争之后在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茶叶贸易日渐衰落，在对欧美贸易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复从前的繁荣局面。民初基本延续这一颓势，下滑之势无可阻挡。

关键词：中国茶业；经济衰落；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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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茶叶获得世人青睐以来，中国一直是重要的种植大国。茶业是中国主要的传统产业之一，茶叶是最重要的出口农产品。清朝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茶业对外贸易明显激增。但是这一趋势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逐渐中止，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开始加入到争夺世界茶叶市场份额的队伍中。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中国逐渐落于下风，呈现出衰微之势。中国当时最有名的杂志之一——《东方杂志》对此给予了密切且持续的关注。该杂志创办于清末(1904年3月)，终于1948年12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之一。该杂志所刊言论，大多倾向于改良、立宪，呼吁爱国救亡，提倡发展实业，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予以重点关注。此杂志是研究中国茶业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学界对中国近代的茶业经济有较好的研究，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诸如对清末民初茶叶贸易的发展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对《东方杂志》的史料利用不足等①。鉴于此，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来细致观察清末民初中国茶叶贸易衰落的具体实况，分析造成茶叶贸易式微的因素等，立体、客观地呈现清末民初中国茶业发展的真实历史图景。

一

清末民初中国茶业发展概况

中国茶叶自唐宋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是茶叶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国家。茶作为中国特产，“产地几遍全国，赣、湘、鄂、皖、闽、浙等省，产量尤多。农村经济以茶产收入为主要挹注，而对外贸易亦以茶叶为出口大宗”［1］(P149)。茶业作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在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受到西方世界产品的冲击，开始处于明显的弱势，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产业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性。

中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产茶大国。根据《东方杂志》记载，中国茶业的辉煌确实值得国人骄傲。该杂志非常自豪地指出：“当纪元七八世纪时，中政府已有茶税之征收。至十三世纪时，中国独擅产茶之利益。世界产茶之国，惟一中国而已。”［2］(P73)也就是说，中国茶业具有悠久的光辉历史，是最为重要的产茶国，长久以来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霸主之位。并且这一地位也得到了日本等其他国家的承认。根据日本方面的周密调查，即便到了1860年，中国出口的茶叶仍然占国际市场份额的90%。到1867年，中国茶叶贸易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47%，是中国传统产业经济的重要支柱［3］。

然而，这一地位在清末时开始撼动。随着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中国被迫转入西方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中国一方面与外商的茶叶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迫，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中。1894年甲午战争后，茶业的现代化进程带有更多的强迫性。当时的残酷现实是，因政治腐败、思想顽固、外力冲击等各项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茶业等传统产业没有实现成功转型，逐渐丧失优势地位。据统计，受鸦片战争开放口岸的影响，中国茶叶贸易有所提升，1868年中国输出茶叶总额1441千担，1886年增至2217千担；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势加入竞争队伍，中国茶叶输出明显下降，1906年降低至1405千担［4］(P250-251)；之后，这一趋势不可遏制。

与此同时，在世界开放的格局中，茶叶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当时欧美各国对茶叶的消费量增长势头可证明这一点。仅以1903—1907年的统计为例，各国人民的年平均用茶量已然不少（见表1）。

如表1所示，1903—1907年英伦三岛合计每人每年平均需茶6磅以上，每年消费的茶叶殆不下29500万磅。其属地如澳洲、纽斯纶岛等处，虽以民数之寡，其总销数不多，然以每人每年销用茶叶计之，则竟较其宗主国——英国为尤甚［5］(卷10第4号，P9-10)。

世界各国人民对茶叶消费的增长，加快了各国对茶业利润的争夺。中国也试图在这场茶叶贸易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自鸦片战争后海禁打开，福州、上海、汉口三地逐渐成为茶叶出口的最主要茶埠。以1913年精准的数字统计为依据，冯国福客观地指出：“汉口为中国极大之茶镇。年中输出七千四百万两，而茶值约二千万两，居出口土货类第一位。”汉口茶埠主要输出红茶，远销俄国为主。1907—1911年近5年的红茶输出价值为：1907年两，1908年两，1909年两，1910年两，1911年两［6］(卷10第3号，P35)。足见，汉口的茶埠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虽然红茶保持贸易值的平稳，但是中国已经失去了独霸地位，日本等国同样参与到红茶的争夺中。绿茶等茶类同样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国竞争的局面更为激烈。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明显不力，茶业发展受到重挫。1913年10月1日，曾耀垣在《东方杂志》上的《说茶》一文，精辟地总结了中国茶业由盛转衰的情况。文章指出：

茶为中国土产，本商务之大宗。亦即由中国首先输入欧洲市场。然以其近年出口情形论之，则不但所供不足以应所求。且竟为后起各讲求种茶之邦所攘夺。虽气候之美，土地之宜，在华茶得天独厚，而商场角逐，我几无可以立足之区。而印度锡兰缅甸爪哇等处所产之茶，遂取而代之矣。［5］(卷10第4号，P9）

要言之，即便是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新政府仍没能挽回茶业发展的颓势，国外市场逐渐被新兴起的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家强势争夺。“一国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

到1918年，这一衰落之势仍然持续，“印茶销路既日益增加，日本茶业亦日益发达。中国茶业一再被挤，遂有江河日下之势。近三年来，华茶输出，舍砖茶为中国所特产未受影响外，其余红绿茶两项输出各国者不过六万四千三百七十二吨，尚未及一八八五年输入英国之数，其退步之速可知矣”［2］(卷15第5号，P74)。这一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异，但基本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茶业衰微的总体趋势。以产茶重要省份江西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江西物产丰富，土壤肥沃，盛产绿茶、红茶，有享誉全国、世界的祁红茶等，因此，江西也成为“运销世界各国华茶之重要出产地”［7］(P11-13)。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江西茶叶的输出数量基本是持续下降中，虽然其间有所浮动，1917年之后，茶叶输出数量下降日益明显（见表2）。

如上所述，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国茶业在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式微，尤其以甲午战争为标志，中国茶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日益处于下风，可谓是“茶产一落千丈，销路日见呆滞”［1］(P149)。

二

清末民初中国对欧美茶叶贸易的衰微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虽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但在与日本、印度等其他国家的争夺中，份额逐渐减少，“美之茶市被夺于日本，英之茶市被夺于印锡，即俄销之红茶，亦见减少”。从实际情况来说，清末民初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衰落主要是欧美市场的萎缩。欧美市场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主体，也是世界茶叶贸易战的主战场。

英国是欧洲茶叶市场的主要国家，它的茶叶供给来源国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鸦片战争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始与中国争夺英国茶叶市场。1918年5月15日，《东方杂志》对1881—1885年输入英国之各国茶叶量进行了统计，详见上页表3。

根据表3所示，1881—1885年近5年输入英国茶叶数量的统计，印度、锡兰输入英国之茶的数量有极速上升之趋势；反观之，中国茶输入英国之数量则日见缩减。显然，印度、锡兰各国与中国竞争形成的“一升一降”之格局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初见端倪。

特别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印度、锡兰等地对英的茶贸易日渐迅猛兴起，频年获利，不可胜数。该公司曾于1780年，由中国购得茶种，移植于印度、锡兰二地，乃其种茶之始。后经锐意栽培，终获大好收成。到民国初期，印度、锡兰茶叶贸易繁盛，“皆中国茶种之赐也”；印度、锡兰茶 “已成反客为主之势”［6］(卷10第3号，P33)。通过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印度、锡兰三国茶叶出口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具体见表4）。

1879年的数据反映了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茶叶贸易相对较好。与之相比，甲午战争后1910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则明显下降。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数据表明，印度、锡兰的茶叶出口数量极速上升，与中国的衰势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则是美洲茶叶市场的主要代表。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美国的茶叶供给国的市场份额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共同指向中国在竞争中的弱势。美国大约在1750年左右开始进口茶叶。起初美国每年输入之茶，几乎全为中国茶叶；后因受日茶、印茶之竞争，中国茶叶在美国所占市场，遂日见衰退（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中国对美国的茶叶输出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一直稳定；而甲午战争后输出数量开始下降，到了1920年更是降至80550担，市场份额比例也从1860年的96.41%下降至1920年的11.35%。市场份额的极速缩减充分反映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萎缩。与之对比，印度、锡兰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大幅度提升，从1860年的3.48%增加至1920年的53.80%。日本茶叶更是异军突起，市场份额1860年为0.11%，到甲午战争后1910年增至44.6%。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已经衰落，出口数量减少，市场份额逐渐萎缩。与印度、锡兰、日本等新兴的茶叶贸易国相比，中国茶叶贸易的老牌王者地位基本不复存在。

三

清末民初中国茶叶贸易发展的窒碍

阻碍清末民初中国茶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充分体现了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性、复杂性和世界市场竞争的残酷性。

（一）日本、印度等新兴茶叶贸易国的异军突起

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胜国，日本在中日茶叶贸易的竞争中获益最大，成为中国茶叶贸易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强势的政治地位，这一政治地位为日本在世界贸易的竞争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除此之外，日本也在技术、经济政策等方面对茶叶贸易给予极大的支持，从而促使日本茶业迅猛发展，尤其是技术方面的进步，使日本茶逐渐受到欧美市场的欢迎。如日本政府禁止着色茶，改良制茶技术，并且对制茶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保证茶业的质量［8］(卷8第3号，P18-19)。

印度、锡兰等国更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保护下大力种植茶叶，茶叶贸易增长极快，与中国争夺世界市场。民国以后，印度、锡兰等国逐渐超过中国，成为与日本一样强劲的竞争对象。此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产茶区域，莫不颓败不堪，输出数量，近且退列于后起爪哇之下。尤甚者，近年外茶进口，亦有逐年增加之趋势”［9］(P9-11)。

（二）中国茶业技术、经营理念落后

清末民初中国茶业因技术、经营的落后仍停留在传统产业阶段，未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技术的落后最为明显。中国茶叶的种植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个体散种阶段，不仅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而且没有统一的种植规模。制茶凭借经验、手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标准，更很少有机器加工的成分，与技术日益精进的茶叶市场需求拉开很大的距离［5］(卷10第4号，P13)。

经营理念的落后同样突出。1918年5月，《东方杂志》登载的《中国茶业之改良》文章非常客观地指出：

中国茶商尝谓，华茶品质优良，一试便知，故不必如印茶、锡兰茶、日本茶等，须以广告法扩充其销路。此言诚然。精制之华茶，其香味固较他种茶业为胜，所惜者欧美人民未尝能识华茶之佳处，即华商亦未尝令西人得领略华茶之香味。凡装赴欧美之华茶，皆巨大笨重之茶箱布袋，从未有以样包寄至欧美者，营业方法之拙劣如此。宜乎华茶之不振也。［2］(卷15第5号，P73-74)

可见，中国茶叶不仅没有可资衡量的质量标准，销售手法也非常粗糙，即不注重包装，也不重视广告宣传，营业方法极为原始。

与之对比，印度、锡兰、日本等竞争国则不断提高技术、经营理念，逐渐显露优势。许多人认为，外国茶叶之所以逐渐取代中国茶叶，重要原因即在于此。他们指出：“近数十年来，（外国——引者注）种植之法日精。印度、缅甸、爪哇、锡兰等处所植茶树，大获效果。前此吾中国为产茶独一无二之区者，今遂面面受敌，加以西人商战之猛，资本之雄，精益求精，不遗余力。中国茶务，乃大为所困。”［5］(卷10第4号，P11)不难看出，“他国的进步，中国的保守”是造成中国茶业在世界贸易竞争中落败的重要因素。

（三）重税的牵制

茶叶税过重也是造成中国茶业衰微的重要原因。英国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茶叶销售国，对茶叶的入口关税日益提高，给中国茶商造成极重的负担。1913年，英国关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对此，中国人士注意到：“茶税增加，茶业大受影响。华茶入英之数，因此顿减”，“总而言之，历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对于茶之入口，向无免税。且税率极苛。现行税则，对于各种茶入口，不论粗细美恶，每磅纳税六便士”［6］(卷10第3号，P34)。这种高税率挫伤了中国茶商的积极性，也给中国茶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国内，官府也对茶征税，且税率较高，加上运费繁重，遂使产茶著名之区，发展受阻。江西修水是江西乃至全国的著名产茶区。修水的宁红茶要运送到上海进行交易，其间就需要缴纳繁重的税金和运费（详见次页表6）。

从表6中可以看出，宁红茶的输出并不容易，需承担繁重的税金和运费，慢慢也就造成宁红茶的衰败。

（四）不公平竞争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不公平竞争也是暗藏的因素。日本以其强大的政府力量推动本国茶业的发展，且日英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共同利益，这就给日本在世界茶业市场尤其是英美市场的竞争带来诸多的优势条件，这也是日本能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茶业的重要因素。印度、锡兰等国同样如此，它们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展迅猛，以独特的优势迅速占领英国市场，继而是美国市场等其他市场［9］(P34)。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严重束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丧失了话语权，这就加快了中国茶叶贸易的没落。以闻名全国的江西修水宁红茶为例，可以看出这种不平等竞争之害。江西的宁红茶曾盛极一时，1913年间，每年输出尚达20余万担。而1914年欧战祸起，宁红茶的销路顿挫，市价频跌，加以印度、锡兰之强力竞争，尤其是英国商人之操纵，业茶者亏折不堪，植茶者亦淡心培制，产量逐年减少［10］(P163)。显然，由于处于国际弱势地位，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制，在经济上同样如此，从而导致茶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此外，缺乏协同组织，资本薄弱也制约了中国茶业的发展。大部分中国茶商都是散户，缺乏协同一致的机构，资本少，在竞争中力量薄弱，“致倍受抑勒操纵之害”［9］(P9)。

如上述，清末民初中国茶业萎靡不振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等。日本、印度、锡兰等国家茶叶贸易的兴起，中国茶业技术、经营的落后，税负过重，不公平竞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茶业的发展。

四

《东方杂志》提出的危机应对之策及其历史局限

《东方杂志》作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实业救国”理论为支撑，大力提倡中国实业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积极主张。中国茶叶贸易深处困境，《东方杂志》对此提出了拯救办法，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改革思想。大体而言，主要是以下办法：

（一）提高技术水平，改善经营之法

面对中国茶业存在的技术、经营理念的落后问题，《东方杂志》有针对性地提倡提高种茶、制茶技术水平，改善营销方法，扩大销路。在其看来，这是最直接的办法，成效也最为明显。

1913年，冯国福在《东方杂志》发文，以英贸易为中心对茶业技术、经营改革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这些主张为：一是改善包装，注意运输方法。在其看来，华茶运输到英国，经常被损坏，在于包装不坚固，船舱易积水、不通风。二是完善茶栈建筑之法，防止所存之茶受“水湿火险”。三是改良茶叶生产之法，精进制造之术［6］(卷10第3号，P37)。这一呼声颇高，且影响绵长。1918年，罗罗在《东方杂志》继续提倡茶业技术改良。他指出，“中国各种实业改革与振兴均不可缓，而在今日所亟宜改良者，尤以茶业为最要”，并提倡中国茶业亟应改变的便是制造技术，大胆革新，否则“无振兴之望”［2］(卷15第5号，P73)。

与改良技术一致的是，经营之法也要随之改进。经济界人士曾耀垣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茶应该 “仿照希腊推广加仑子及巴西推销咖啡办法，由政府补助经费，广刊告白，以扩张华茶销路”［5］(卷10第4号，P17)。不难看出，当时的经济界人士眼界较宽，已经开始注意到销售方法对茶业的影响。中国茶业尚无现代化的销售理念，造成了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被动。这一观点的提出，在民国初年颇有见地。并且为了普及这种销售观念，《东方杂志》可谓煞费苦心，相继登载了日本、美国等经济人士关于茶业销售方面的文章［11］(卷10第11号，P30-31)。

（二）减少税负，降低成本

减少税负，降低运费等相关成本，也是提高茶业利润的重要方法，继而刺激中国茶业的复兴。

曾耀垣的《说茶》一文以中国对英茶叶贸易为例，意图证明：茶叶出口费用过高是制约中国茶叶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不无忧虑地指出：

查华茶自产地以至英销售，其间费用，层累叠加，约为十一项：一曰茶户之成本及其人工；二曰内地厘金税项；三曰中国商贩等所获之利；四曰中国出口茶税；五曰运茶至外洋水脚等费；六曰华茶入英口每磅五本之关税；七曰英国码头栈租等费；八曰英商运茶入口者所获之利；九曰在英揽销华茶人等之中用等费；十曰批发行所获之利；十一曰零售者所获之利。观以上各节，华茶到英，至少须经此十一层之转折。每层皆有费耗，以次叠加。均取尝于购户。无怪乎中国茶价之贵，而不能与印度、锡兰等茶争衡也。［5］(卷10第4号，P13)

除了各项运费、外国关税外，中国内地茶税也是繁多。为此，曾耀垣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减少厘金，裁减相关茶税，降低运费，才能不“见小失大”，有助于中国茶叶“角逐于商场”，有助于中国商业的发展［5］(卷10第4号，P16)。

（三）政府加强支持力度，在宣传、推广、销售等各方面提供帮助

政府的支持力量更是不容忽视。1913年9月 1日，《东方杂志》刊发相关文章，指出中国茶业改良的希望之一，便是在于政府的坚定支持：一是中国政府应该统一设置茶业交易所，此交易所直接进行国际贸易，不依赖外商；二是中国政府对从事茶业者“施行保护政策，加以奖励”，减少苛税，提高茶商的利益［6］(卷10第3号，P37)。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大力支持中国茶业的发展，在销售、政策、税费等方面给茶商以利益。尤其是降低茶税费，呼声最高。他们认为，政府不能仅仅考虑财政需要，应主动降低相关茶税费，对茶业以发展之利［5］(卷10第4号，P16)。为了支持上述观点，1914年6月1日《东方杂志》转译外国报刊文章《中国实业之前途》。此文客观地指出中国茶业发展的不足，提出“首当以急进之方，行奖励殖产保护商业之制”［12］(卷10第12号，P9-10)。一言概之，要拯救中国茶业的颓败，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奖励保护机制是首位。此外，时人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方法，包括设立统销机制、加大茶商之间的合作等。

当时的国人和政府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尝试，试图落实这些方法。从效果来看，并不乐观，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茶业没落的局面。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改革的不成功一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效也有限，包括中国茶业的改革同样如此。1918年5月15日，《东方杂志》刊发的《中国茶业之改良》，系统总结了清末民初中国茶业改革的努力及微弱的成效，例如 “然营业上犹有种种困难，未能除去”，运费仍颇高，广告宣传也还在摸索阶段［2］(卷15第5号，P73-76)。实际上，到了民国中期，中国茶业的技术改良仍然有限。即便是有了政府有限的支持，中国茶也不能抵御外茶的激烈竞争，中国茶业的衰落更为迅速［13］(P35-36)。一般的茶户仍是散户，茶农以个体经营为主，改良种植技术、制茶技术的愿望始终难以实现［7］(P11-13)，这充分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茶业改革的局限性。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茶业发展受阻，在茶叶贸易中失去了以往 “一家独大” 的绝对优势，不得不卷入到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与中国政治改革的趋向一致，中国茶业的转型不可避免。然而在清末民初政治转型不成功的情况下，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转型同样陷入困境，难以收到大的成效。这一时期，中国茶业的对外贸易衰势明显，尤其是中国的欧美市场份额在日本、印度、锡兰等国的强势加入下迅速缩小。《东方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之一，对清末民初中国茶业的发展予以急切的关注。它敏锐地认识到中国茶业的发展已呈衰落之势，分析了造成中国茶叶贸易衰弱的原因，并试图找到相应的方法来振兴中国茶业。在其看来，外国茶业的竞争，中国种茶、制茶、运茶等技术的落后，经营理念与现代需求的脱节，繁重的税负，政府支持的乏力等多项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茶叶贸易的迅速衰落。为了拯救中国茶业，必须克服这些不足，包括改良技术、减少税负、加大政府的支持等。这些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然因复杂因素的影响，落实成效并不显著，呈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一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政情以及世界格局密不可分，也与中国艰难的经济处境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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