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相信，当时的上海情报科领导觉得这些取得战略级情报来源的位置来之不易，如程和生等人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职位，陈一峰在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首席记者，汪锦元在汪精卫身边当日文翻译兼秘书，一旦撤离，再要建立这样的情报来源，可谓难上加难。所以，抱着侥幸心理。当南京的陈一峰得知西里龙夫被捕后，深感危险，向负责人李德生（纪纲）建议迅速撤离。李德生对他说：现在如果逃跑，将加重西里龙夫的嫌疑，所以不可；而且也没有上级的指示，只能坚守。与西里龙夫有工作联系的固然如此，和中西功没有直接关系的竟也如此。本名金大鹏的丁弢也是情报科成员，曾与中西功的联络员程和生短暂同住，但他在汪伪背景的《先导》杂志当编辑，与程没有横向的工作关系。他在那几天已觉得是出了什么事，因上级在布置运走别处的资料，但既不告知也未通知转移，结果在同一时段被捕。

程和生烈士，原名郑文道

​1942年12月，丁弢经审讯被判7年徒刑后，与上海科的情报员倪子朴同囚一室，从对方口中获悉，是先被捕的两个日本籍成员供出了他们。在其晚年，丁曾给一位老友写信说，“汪锦元正巧住在其隔壁弄内，汪告诉他当时没有办法，日本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

当年的辣斐德路，今天名为复兴中路

丁弢当年与程和生同住是组织上安排的，因当产科医生的女房东想把亭子间改成产科病房，一再催程和生搬走，而程讷于言辞，领导就让丁假冒程的弟弟，化名程维德住进去应付房东。在那之前，中西功曾到那地方故意用日语大声打电话，以吓唬那位女房东。两人同住半年，程和生就搬走了。但丁弢没有迁出，也被中西功供出。

其实，今天检讨，组织上这种安排本身有些轻率，因程和生是广东中山人，丁弢是江苏吴江人，口音很不同，扮成同胞兄弟实在勉强。当时审问他们的是日本人，如果是汪伪“七十六号”的特工，马上就会发现破绽。程和生原名郑文道，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游击队，经历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被捕后当即跳车自尽，重伤未果，半个月医院治疗后提审时，再向窗外纵身一跃，壮烈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口供，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种慷慨赴死的行动，哪怕在刀锋上行走的隐蔽战线也不多见。即使平时已有面对凶险忍受痛苦的心理准备，但真的遭到严刑拷打，要挺过这一关并不容易。

据1982年在日本公布的《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披载，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在审讯时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和手法，以及所获各项情报内容，供述事无巨细，十分详尽。上海的历史学者程兆奇读罢这份冗长的讯问记录后评述：“李德生在第十六次法庭讯问中自承‘罪孽深重’‘惭愧后悔’，并表示若蒙释回，愿以余生为‘大东亚圣战奋斗’。不论这一表示是否只是权宜之计，甚至不论以上供述是否尚有‘伏笔’，李德生的‘知无不言’，都已远远超出‘神圣’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对‘贞操’要求的底线。从这一点上说，任何理由都已无法为‘变节’洗刷。”但也指出：“从第一次到第十五次讯问，无论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中共反抗‘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以至对‘共产主义’理想，李德生都以较‘正面’的口吻加以叙述。”

学者程兆奇

所以，李德生的供述对以后的情报工作是否造成危害是一回事，他的屈服是一回事，他是否已成死心塌地的背叛者是另一回事。”尽管李德生的供词有“悔悟”之意，但特高课认为此案“危害绝大”，对东京法院量刑的建议是“严重处断”，他还是被判无期徒刑。被判无期徒刑的，还有汪锦元和陈一峰。由于汪锦元此前在汪精卫身边工作时表现得勤勉尽心，深得汪妻陈璧君的信任，视同家人，她力促汪精卫出面向日方说项将汪等三人遣送回国，终使他们 于1943年7月被押回中国，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

南京老虎桥监狱

包括上海情报科在内的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内勤外勤加在一起约为30至40人，各个时期合计计约多达100人左右。仅1942年这场无妄之灾，就有多位中心成员成员被捕，可谓损失惨重。尽管后来大都以不同方式出狱，经过审查重新入党，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又在不同岗位上为情报保卫安全事业作出了贡献，但被捕的经历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在政治运动及干部审查中不时遭到质疑，影响任用和升迁。

1955年3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更是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被停职拘押审查，再三申诉也无济于事，直到1982年8月潘汉年冤案昭雪后，才得以全部平反。

丁弢，原名金大鹏，曾为国民党冷欣部情报员，后加入中共

丁弢在1985年7月17日内部召开的“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上发言说：“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实，但是怎样看待他们的被捕表现：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造成了事实上的破坏，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在审干中，该如何做结论，不是很清楚吗？对于出卖叛变的人，不能扬善隐恶。如果不分是非，就谈不上立准立好史料。同样的道理，对中西功等‘回忆录’一类东西，也应联系被捕的表现，必须用清醒的态度对待之……”

这是那场无妄之灾幸存者的直抒胸臆，是40年后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呼唤。今天，当人们观赏以日本籍“红色特 工”为主角的电影《东风·雨》和电视连续剧《智者无敌》时，很容易被复杂的故事、跌宕的情节、惊险的场面以及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所感动，对他们的原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和追慕之意。他们的名字：中西功、西里龙夫等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周年期间，一再出现于各种中文媒体。这些早已故去的日籍“红色特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功臣、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断地获得热烈颂扬和崇高评价。然而，人们通常不会追问其中的事理逻辑有无任何漏洞，更不会想到他们还有某些从未曝光而出乎意料之外的行状。历史上有些隐秘的真相，一旦揭示出来， 就是如此冷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