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的茶在物质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可从文献、实物和图像三方面对汉代茶的历史文化面貌进行考察。文献中茶的多重指向符合其区域分布特征。茶叶遗存的鉴定依赖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的应用；茶器通过文字标识、使用痕迹、组合及功用考证得以确定。在汉画像中，神农有着多重属性，茶被纳入百草之中，茶和茶器在庖厨图和宴饮图中得以表现。茶在汉代的饮食结构尚未突出，药用功能并不明显，并在特定的阶层中流行，且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在地域分布上，汉代的茶向北已经传播到了山东地区。

关键词：茶 汉代 文献 实物 图像

作者简介：孙洋，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山东，济南，。

孙洋副研究馆员

 

茶叶作为风靡世界的东方树叶，对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杨崇仁等对茶的起源和传播进行论证，提出了源自古滇，出自巴蜀。施由明从饮食养生、精神需求、待客礼仪、经济贸易和文化面貌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茶叶的传播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基于茶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对茶文化的研究向来是学术热点。汉代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是丝绸之路开辟，物质文化得以极大丰富的时期；是农业和种植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汉代也是中华医药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对中医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药食同源，茶又深深融入社会方方面面，因此，对汉代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汉代茶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横剖专题研究，如施和森的《汉代制茶法探考》，对汉代制茶工艺作了分析与探讨；另外一种是纵贯研究，将汉代茶史研究置于茶叶通史的章节题中，如陈椽的《茶业通史》。不同的整理研究都是基于材料之上的智力成果，本文根据材料的不同，从文献、实物和图像三方面进行论述关于汉代茶的发现及研究面貌、特点、趋势和意义。

 

一、文献所见汉代茶

 

由于现有传世文献未见汉代的“茶”字，而有“荼”字，且两者仅一笔之差，因此学术界对“荼”和“茶”及其异体字的比较与分析形成热潮。《说文》释“荼，苦荼也，从艸，余声。”《尔雅》释“荼，苦菜。”蒋竹荪、陈焕良、陈明富、吴昌昊等众多学者对“荼”与“茶”的关系均有不同的看法，争议点集中在两者是否包含或指代，以及指代范围。在汉代，表示茶的字词有多个，如槚也指茶。《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其中的荈诧就是茶。西汉扬雄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

 

由于《说文》、《尔雅》等是对单字的解释，而茶具有一名多物的特征，对茶事的记载则有助于理解具体指向。西汉王褒的《僮约》曰“烹荼尽具，已而盖藏……牵犬贩鹅、武都买茶。”这是通过一则具体的事情，全景式地再现茶的贸易和备茶流程，锁定了茶、茶器以及交易市场。综合各家观点，汉代“荼”的含义里已包含了茶。

 

《神农本草经》没有记载茶，有苦菜，并将苦菜列为中品，又名荼和选，指的是菊科二年生本草植物苦苣的全草。现有的研究有引用“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之”这则材料，认为汉代已有以茶解药。然而，“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出自《淮南子》，但该书无“得荼解之”的记载。周树斌考证“得荼解之”出自清代的孙壁文《新义录》。赵天相对周树斌之说进行纠正，指出《新义录》是摘自《格致镜源》。奚茜等通过对本草文献和历代方书全面整理，分析得出古代医籍和本草著作中并无“神农得茶解毒”，“茶解药毒”最早见于宋《圣济总录》，忌茶的药寥寥无几，众多药方强调以茶来促进药效发挥。从制茶技术看，明以前的方书和本草所载的茶是绿茶。

 

在出土文献方面，1954—1955年湖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的长沙魏家堆西汉土坑墓有13座，其中魏家堆M19出土了一枚“荼陵”滑石印，鼻钮，尺寸为2.5×1.8×1.9厘米。“荼陵”印是殉葬印，为县令长印。张鼎三根据《汉书》等文献记载分析了“荼陵”到“茶陵”的转变过程，考证了汉代的“荼陵”就是现在的茶陵，荼就是茶。彭雪开指出“荼陵”自秦已设立，汉末三国改茶陵，其兴盛因产茶的荼山得名。结合茶陵的地名沿革，汉代荼陵是茶的产地之一。

 

1972—1974年由湖南省博物馆等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属于西汉早期列侯及列侯夫人墓，已有学者关注到了马王堆M1遣策（简一三五、简一三七），以及M3遣策（西23：一六六）和竹笥签牌（南183），对其是否有“茶”字作了讨论。发掘报告将马王堆M1简一三五定为“棛一笥”，简一三七定为“右方棘、梨、棛、脯栂(梅)笥四、缣囊一”，“棛”即薁，指的是郁李。周世荣通过偏旁结构及字形分析，认为“棛”右边是古、月，发掘报告中的“棛”应为“槚”，即茶叶。但马王堆简帛文字存在着“由”和“古”相混的现象，裘锡圭将M1简一三五、简一三七与M3遣策“胄”字做了比较分析，考证其“棛”应为“柚”。由于马王堆汉墓遣策诸简之间有着内容前后联系的现象，简一三七是前四简的小结简，所载枣、梨、梅均为水果，因此简一三五所载物品只能是水果。裘先生考虑到了字的混用现象，物品的类别和组合关系，其考证更全面。

 

对茶的文献考证是对材料和方法逐步反思深化的过程，史料的引用和论证应注意出处和原貌。文献考证依靠语言学方法外，出土文献结合墓葬形制、出土位置、共存器物等，能获取更多的信息，因此，对文献的爬梳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二、考古发现所见汉代茶及茶具实物

 

汉代关于茶的实物可以分为茶叶和茶器。茶叶遗存直接证明了茶叶的使用，茶器是通过使用痕迹或者功用性考证间接证明茶叶的存在。由于茶叶为有机质，保存不易，考古发掘中又往往难以发现，且形态学鉴定存在不足，因此现有的考古发掘中，汉代茶叶遗存发现极少。汉景帝阳陵东外藏K15、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M1、阿里地区曲踏墓地Ⅱ区2014M4和山东邹城西岗M1均出土茶叶实物。此外，马王堆M1可能存在茶叶遗存。

 

1972年马王堆M1出土有丰富的植物遗存，有学者根据北京中医研究院等对植物遗存所做的显微照片，发现切片中有类似于茶脉木质部或下表皮，认为马王堆M1有茶叶。由于该分析是通过形态学鉴定得出，具有时代性客观的技术不足，切片分析结果只是类似，因此马王堆的茶叶是否确切存在依然存在争议，但该显微分析结果可以作为重要的线索，对材料进行再鉴定和研究。

 

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景帝阳陵东外藏坑K11—22进行发掘，其中K15隔断东侧有大量的层状炭化粮食遗存，厚度2—8厘米，上面有六枚“导官令印”，这些粮食原用木箱盛装。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所吕厚远团队对K15的粮食遗存做了植硅体、植钙体和生物标志物分析，证明粮食里面含有茶叶。张坤对K15茶叶遗存和外藏坑的性质作了考证，指出该茶叶是来自是巴蜀地区的贡茶，食用方法是粥茶法，管理和储存茶叶的仓库由导官令负责。

 

2012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发掘的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的4座墓葬，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汉时期，其中M1有烟熏痕迹的铜盆，里面的铜勺有茶叶，铜壶内也有茶叶状物。通过对故如甲木M1茶叶状物进行植硅体、植钙体的鉴定，确定其为茶叶。2014年发掘的西藏曲踏墓地Ⅱ区的2014M4出土的一件四足木案，圆盘形状的案面内盛有茶叶状残渣，该区墓地经过碳十四测年，距今2250—2150年，相当于汉地的秦—西汉时期。霍巍分析这两个墓地的茶叶，指出茶叶在西藏地区较高等级的阶层中流行，用以煮粥和饮用，且由于西藏不产茶，临近的印度产茶时间很晚，这批茶是通过西域丝绸之路由汉地运输到阿里地区，一同传播过来的还有茶碗。

 

2018年山东大学和邹城市文物局联合发掘的山东邾国故城遗址战国早期西岗M1，在一件原始瓷碗底部发现有炭化茎叶状植物，研究团队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FTIR）、气相色谱质谱（GC-MS）以及热辅水解甲基化裂解气相色谱质谱（THM-Py-GC-MS）技术对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证实其为古人冲泡后留下的茶渣。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茶叶遗存。

 

除茶叶遗存外，茶器实物也有具体发现和专题研究。1990年，湖州市博物馆发掘了湖州窑墩头东汉双室券顶墓，于前室出土有一青釉四系罍，上腹鼓，高33.7、口径5.7、腹径36.3厘米，肩上部刻隶书“荼”字。从形制看，这不是专门的储茶器，但可以作为标准器或线索，推断相同或相似陶瓷器的茶用功能。

 

除了“荼”字罍，吴小平对汉至唐出土的铜鐎斗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对其分布范围的变化、器形的演变、并用共存遗物已有酒器进行排除论证，证明鐎斗是煮茶器，但两汉时期的鐎斗还不是专门茶器，其特点是大口、敞腹，能用以炊煮各种食物，黄河下游出土的鐎斗实物见于山东沂水县荆山汉墓，长江以南出土的鐎斗实物见于广西贵港深钉岭M12、浙江上虞驮山M28、贵州平坝马场M551 。付杰考证了汉晋时期的铁三（四）足架的形制、功能及出土范围，指出其是烹煮茶叶的“鼎䥶”，汉阳陵外藏坑K16、成都跃进村西汉墓和衡阳万福村东汉墓均出土有鼎䥶实物。除了储茶器、煮茶器实物外，饮茶器见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战国早期西岗M1的原始瓷碗，其碗底的茶渣可证其茶用。

 

由上所述，汉代茶叶遗存的鉴定是依赖于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并具有时代进步性。在传播上，汉代茶叶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联系。从出土鐎斗看，汉代的茶叶向北已经传播到了山东地区。对茶器的确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具体器物的铭刻标识来确定，这类器物又可以作为标准器或线索器；另外一类是通过分布范围趋势、类型分析和组合关系来分析功用来考证。从所盛茶叶的器物及共存物看，汉代茶叶的食用是粥茶法和饮茶法，以前者为主，因此没有专门的茶器，即一器多用，个案分析需要考察使用痕迹。

 

三、图像所涉及的茶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汉代拥有丰富的画像石（砖）及墓室壁画，内容表现了社会风情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农业、医药、饮食等重要史料，翦伯赞称其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画像包括庖厨宴饮、劳动生产、神仙祥瑞、医药卫生、战争等内容，是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是汉代社会的缩影，因此，汉代画像具有世俗性。

 

信立祥按照汉画像石的密集程度，将全国分为五个区域：（1）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冀东南；（2）豫西和鄂北区；（3）陕北和晋西区；（4）四川和滇北区；（5）洛阳及周围区，并指出与经济和文化的发达有直接关系。这五个区域也是饮食文化昌盛的地区，茶叶的兴盛与扩散也和这些区域有关。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茶的饮用虽然被托名于神农与周鲁公，但这则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的记忆，反映了茶与农业、种植业的密切联系，以及与山东的关系。神农与医药、农业和茶业起源均有关，被称作茶祖。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耕种和尝百草在汉代画像常有清晰的表现，百草包括茶。山东嘉祥武梁祠和沂南北寨画像石墓均有神农画像。

 

东汉晚期的武梁祠位于山东嘉祥县武氏墓地，武氏家族为东汉的豪强，武梁祠西壁第一层刻有十一位古帝王画像，从右至左，前三位为“三皇”，即伏羲女娲、祝融和神农，其中神农头戴进贤冠，左侧的榜题为“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图一、图二）。

图一、东汉武梁祠的神农画像拓片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拓）

图二、武梁祠的神农画像摹本

（采自《石索三》，冯云鹏、冯云鵷同辑，邃古斋，清）

与武梁祠画像的神农为农神属性相比，山东沂南县北寨画像石墓的神农体现的是尝百草，这里的百草非特指，可能与药、茶有关系。1956年发掘的东汉晚期沂南北寨画像石墓，在中室南壁东段画像第一层，左边的仓颉坐在大树下，四目，披发，右手横握柱于膝上，左手臂前伸，下有榜题“仓颉”；右侧一人坐于树下，披发，面向仓颉，手持仙草，下有一榜但无题（图三）。该图与四川新津宝子山墓4号石棺侧板的“仓颉与神农”画像表现一致，将两者作比较，可推断沂南北寨墓画像的仓颉对面也是神农，表现的是神农尝百草的场景。

图三、东汉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仓颉神农画像拓片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拓）

 

除了画像中的神农，作为粥用或饮用的茶，可能出现于汉画中的庖厨图和宴饮图。饮器、食器是炊煮、宴饮图像中必不可缺的重要器物和标识。由前所述的汉代茶器实物非专用，且目前的汉画像题记尚未有茶字，因此在画像上茶的食用和饮用的表现非特指。换言之，若画像存在茶的食用或饮用，则会以炊煮和饮用形式表现，类如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庖厨画像中的炊煮图，密县打虎亭M1东耳室北壁的蒸煮图，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画像石墓第4石第3层的舂米煮粥图。孙机指出山东朱鲔石室和东安里画像有带托盘的饮器，这种饮器可用以饮茶。茶在画像表现的非特指性和酿酒、饮酒的特指性形成对比，因汉代已形成酒文化，有着专门的酒器，如仙人六博画像中的樽勺，里面为酒，故图像表现的酒是易于识别。汉代还未形成独立的茶文化，因此画像上的茶不如辽金壁画的备茶图有着明确的表现和指示。

 

四、讨论与分析

 

时至今日，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突破了基本饮食需求的藩篱，并涵盖了马斯洛的全部需求层次结构，这非一蹴而就，这是一个从汉代至今逐层渐次丰富的过程。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看，汉代茶是有多个字（词）来表达，表达茶的字（词）又往往指向其他物，这符合茶的区域性分布的特点。从出土茶叶遗存，茶器实物的分布范围，画像中神农和茶器的多重属性看，茶作为汉代饮食结构与文化的一部分，其地位尚未突出，此时期茶叶的药用功能也不明显。从间接的证据看，茶叶和饮茶习俗向北已经传播到山东地区。从现有的考古发掘出土品来看，茶叶主要为上层阶层所享用，如2012年发掘的故如甲木墓地4座墓葬，出土茶叶的M1在等级上，远高于其他3座墓。

 

茶的出土文献、实物和图像有赖于考古发现，而新的发现又能丰富或改写了人们已有的认识，如故如甲木墓地茶叶的发现，将过去人们所认为西藏茶叶的历史由到唐提前到汉，并揭示了茶与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茶叶遗存的不断发现和鉴定实际上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出土茶叶鉴定的应用加深。由于对马王堆M1疑似茶叶的植物遗存鉴定具有时代性的技术短板，因此对已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进行重新审视和再鉴定研究具有必要性。学者对出土植物遗存做植硅体等分子水平的鉴定，对容器内物质的性质分析等，需要加大相关项目支撑力度。对考古发掘出土物的重视和认识与发掘团队、技术团队的主观认识和选择偏向有着密切关系，应加大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在考古队伍中比例。

 

汉代拥有丰富的画像石，其使用者是特定阶层或一定资产拥有者，对其图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是目前汉代茶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除了图像学，各地散存着关于茶的神话和民俗，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材料。方李莉曾指出：“我们现在认为的是口头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我们现在认为其是民间艺术，可能在历史上是宫廷艺术或贵族艺术。”因此，针对各地有着关于茶的传说和神话，应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下，进行系统全面的田野人类学调查。此外，对汉代茶的深入研究，可以采用朱青生提出的六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文物+复原的文化环境设想+现今活态遗存+试验考古”。

 

茶在物质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当下，茶是认识、理解和感受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茶文化学的研究也迎来高光时刻，其学术的繁荣又需要对材料进行多学科、多视野的整理和研究。

 

责任编辑：秋   实

（原载《地域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