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蒋瑞尧

价值连城的名画数不胜数。但要说哪一幅中国人最熟悉，最能脱口而出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 ，以长卷形式，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据称包括684个人物、122座房屋、29艘船艇）举世罕见，以至于“清明上河图”几乎成了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风貌刻画细致全面的作品。

但这样一幅传世珍宝，画里画外，存在不少谜题，未能完全解开。比如关于张择端的身世，就是个谜题，生卒年都不详，我们只能通过画卷上仅有的85字的题跋来了解他，这题跋是金人张著用行楷在卷后写下的。

此外，关于《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季节的场景，也一直未有定论的焦点。

当看到“清明上河图”这个名字，或许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想到，既然是“清明上河图”，所绘的自然是清明时节汴京人“上河”的景象，但其实该点一直存在争议。

有学者发现，该画作中的场景虽然可看到，汴河上方街上有“王家纸马”的卖祭品的店招，但也能看到图中有其他场景细节指向清明节所在的春天，而是其他季节。由此，开始有一派学者由此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一词，不是指时间，而是一个比喻政治状况清明的形容词。还有学者认为“清明”是一个地名，这种观点就是高木森对《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和画意提出的新解：所谓“清明”，非指时间，而是一个地名——清明坊。据《宋会要辑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之郊区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东水门地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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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孙佳妮摄，祝勇提供）

担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作家祝勇，特别注意到这种种争议和“矛盾”。在收入祝勇作品《故宫的古画之美》中的《张择端的春天之旅》一文，以及发表在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2日13版）整版的《〈清明上河图〉的矛盾与统一》中，他对之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祝勇看来，该画作名称中的“清明”含义所指为何，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但《清明上河图》作为一部典型的中国画，是一部用手卷的形式，展示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

观点一：

《清明上河图》之“清明”

就是指清明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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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不少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中展示的画面中的时间是在清明时节。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薄松年等均主张“春景”之说，即此画所绘为清明时节的场景，祭祖和踏青具存，认为《清明上河图》反映了12世纪初期北宋首都开封清明节时的景况。

1958年，文物出版社所刊《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之后，附有一篇来自现代文学史名家郑振铎先生的长文《〈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郑振铎从画面具体描摹内容，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再到画作产生的社会背景，对这幅作品作了全面而扼要分析。2020年，这篇长文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在这本书中，郑振铎谈到“《清明上河图》绘写的是什么景物”部分时，明确指出，在《清明上河图》中，宋代张择端所绘写的“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只有杨柳的细条已经浅浅地泛出了嫩黄色来，天气是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春天带来了润朗的天气，绿色一天天地多了起来，得春很早的杏花正在烂漫地盛开着。……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我们的画家张择端就选择了这个清明节，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他使用着长卷的这个中国绘画的传统的优良形式，逐渐地展开了从郊外到城内的熙熙攘攘的人物繁阜的社会生活的绘写。

美术史资深学者张安治先生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书中也认可“清明节气说”，“选择清明节这一天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个青春的节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为了纪念先人或亲人进行一年一度的扫墓，使长久禁闭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会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得到一次郊游的机会。中下层的工商业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唤友，在柳绿杏红、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

观点二：

张择端笔下的“清明”

暗寓“政治清明，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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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有人发现，画中季节指向不统一。

马未都在《国宝100：第四卷》（2021年9月，长江文艺出版社）中最后一篇压轴文章专门分析《清明上河图》。他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清明”在此含义的矛盾之处，“有人认为它描绘的季节是夏末秋初，因为上面画中有驴驮着炭，之所以有驴驮炭的情节，说明人们准备用木炭来取暖，这表明天快凉了，准备过冬；另外，篱笆上结着茄子，夏天的茄子正嫩，还好吃，到秋天就有点老了，不好吃；再有就是，画上有很多拿扇子的人，一般都是夏秋之际才拿扇子，上面又有西瓜、草帽、竹笠，还有人赤着胳膊、光着身子；满大街都是酒楼，有的酒楼上挂着酒旗，有的店铺招牌上写着‘新酒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始卖新酒呢？中秋前后。粮食丰收，新酿的米酒到了，招牌上还有写‘口暑饮子’的，意思是说天气燥热、口干，我要喝饮料。所以，很多细节都表明，这幅画画的不是春天，而是夏秋之际，故而《清明上河图》中‘清明’二字就比较费解了。”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在画中的村庄中，“广阔的田垄之间，并无禾麦青青，这不符合汴京为北宋产麦区的情况，如此‘踏青’，实在是无‘青’可‘踏’。”在画中虹桥之南，那座高高耸立的彩楼欢门上悬挂着一面写有“新酒”广告的酒旗。对照《东京梦华录》，可知“诸店皆卖新酒”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

“清明”显眼与之有矛盾。于是，学者开始推测，这个“清明”说的不是节日，而是时代的状态，是指当时的太平盛世。政治清明，躬逢其盛。宋张择端花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长卷，大概处在北宋发展最好的时期，国泰民安。

马未都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说法，在《国宝100：第四卷》中，马未都写道：“张择端把北宋时期百姓的喜怒与哀乐、富有与贫穷、悠闲与劳作都画于一长卷之上。虽人与人有天壤之别，但却都处在一派政治祥和之中，故曰《清明上河图》。这种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形态的表达，物阜民丰、安居乐业乃是千百年来不分民族、不分朝代、不分国度共同的目标。……感谢画家张择端，费神十年，写尽人间美景，道出政治清明，唯有政治清明，方能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万物安宁。”

但是这种观点也不牢靠。祝勇提到，在故宫博物院鉴画30余年的专家余辉多次在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的专著中指出，《清明上河图》卷里暗藏着许多社会危机，因此，《清明上河图》卷非但不是歌功颂德，反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两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么，《清明上河图》卷上描绘的受惊奔逃的马、街上的乞丐、即将撞向桥头的船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隐含着忧患意识的图景，又该作何解释呢？

观点三：

“清明上河图”画的

不是某一个季节，而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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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又开始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里的场景发现，图上确实不只出现有春景、秋景，还陆续出现了冬景和夏景。“画卷伊始，枯树寒柳之间，那五只驴子，驮的是过冬的木炭，前面说了，对照《东京梦华录》，知道那是十月，在农历里，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季；在城乡接合部，有五人在寒风中前行，女主人和男主人骑在驴上，裹着厚衣，头戴风帽，其余几人亦将双手蜷入袖内，一副瑟缩怕冷的样子,这无疑是冬季的景象，至少是冬日将尽，春暖花开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或者秋天已过，冬日已经来临）；随着画幅的展开，人们的衣衫愈发单薄，道路两边，雨棚、雨伞渐渐多了起来；而当乡村远去，河流横亘，人们看到的却是水流湍急，尤其在虹桥之下，急流裹挟着一艘大船，即将撞向桥头，成就了全画最紧张、最高潮的段落。那绝然不是河水刚刚解冻时刻的景象，而分明是夏季涨水季的景象。更不用说，画面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赤膊或赤臂、仅着短裤者，在衙门外，甚至有衙役脱下裤子，在大树下酣睡纳凉……”

同一幅画出现不同的季节风貌，这种自相矛盾，该如何解释？祝勇提出一个他的观点：“《清明上河图》卷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

为什么一幅画同时出现不同的季节风物呢？ 祝勇强调，这跟中国绘画特殊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延展出中国画家特有的时空意识有关。“横卷的形式”，亦即“手卷”，在晋唐之际的绢本或纸本绘画中，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式。这种横卷或者手卷，带来了中国人观看绘画的方式的不同：当一个观画者观赏一幅手卷时，他要用左手展放，同时用右手来收卷，于是，他能够看到的画幅，相当于双手之间的长度（约一米左右），不像现在博物馆的画展那样，把古代绘画抻平拉直，放在展厅里，以方便大家观看。因为手卷是在手中一节节地展开的，因此观者看到的画面，永远只是一个局部（这或许就是张择端特别强调局部的原因），而那展露的局部，又随着他双手的放－收动作一点点地移动，就像电影的镜头一样。

在此，祝勇对《清明上河图》所画全部时间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卷首的枯木寒林，描绘的是一片荒芜的冬景；从踏青返城的队伍（轿上插柳是清明节的标志）到木船在汴河中平稳航行，杨柳依依，春水漫漫，是清明前后的图景；从水流湍急的虹桥一直到画尾，是喧嚣热闹的夏日（当然，《清明上河图》卷的时节转换是渐变的，不宜寻找一个准确的地标，在此姑妄言之）；而长卷在赵太丞家附近戛然而止，结束得甚为唐突，我相信《清明上河图》卷的结尾是被截去的，而那截去的部分，应当是汴京城的秋天。《清明上河图》容纳了汴京城一年中的季节变换，它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年份。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永无止境。仿佛张择端已经预见了后来的灾患，于是以这样的方式，让这座喧嚣盛大、繁华耀眼的大城，在绢上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