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然在本文中评论了Andre Liu（刘仁威）的新书《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他重点强调说，清代中国和殖民地印度的茶产业实行的并非经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劳动”，而是高度剥削和强制劳动的体系。资本积累通过这些非自由劳动才得以实现，为了完整地理解全球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把这些多样的形态也考虑在内。

激烈的竞争和压低成本的必要性，并没有让这些茶产区改进生产技术，而是动用起已有的“前现代”生产关系，加强对劳动力的管控和剥削。在中国，原本只负责交易的茶商开始干预和主导茶叶的生产，用一套技术简陋但严格有效的方式管理工作时间。印度殖民地则通过刑法手段建立起类似奴隶制的强制劳动体系。

尽管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的表现形式和欧洲传统的理解大不相同，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却依然错位地把欧洲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套用到本国的经验上。他们没能辨识出资本主义在本国的特殊形态，而把资本主义当做他们未能实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来追求。这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的误认，也协助塑造了对资本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理解。刘仁威指明了这种错位的物质基础。

刘仁威的书没有直接谈到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作用。但是在各异的生产关系下，各地的工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也将采取不同的方式。从非欧洲中心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让分散各地的工人斗争汇聚为一场全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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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说，传统上对资本主义历史的传统理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但很少有人试图认真地从非欧洲中心的角度改写这段历史。历史学家Andre Liu（刘仁威）在讲述19和20世纪初全球茶叶贸易的故事的《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一书中迎接了挑战。他考察了清朝的中国和殖民地印度茶叶产区之间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展示了这种竞争如何形塑了经济关系、日常生活以及两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和政治经济的理解。

《茶叶战争：中国与印度的一段资本主义史》书封除了对中国和印度最初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关系的描述以外，刘仁威的叙述还表明对历史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经历资本主义的方式的敏锐觉察，如何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对重新理解资本主义来说十分关键——如今我们正艰难地尝试把社会主义看做一项全球范围的政治工程。

作为竞争性积累的全球资本主义

在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已经成了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的原型，其特征不仅在于庞大的商品交易量，也在于各个茶叶产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其中，中国的徽州和武夷山的茶产区以及印度的阿萨姆是参与竞争的主要的对手。他们不仅在客观上由于全球市场的结构而必然相互竞争，也明确地把对方看做竞争对手。19世纪中叶阿萨姆转为从事茶叶生产，它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取代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技术人员和劳工从中国被送去印度，帮助建立那里的茶叶生产。清朝同样也在20世纪初派出代表团去研究印度的茶叶制作方法。

在此期间机运发生了惊人的翻转。在大约19世纪中叶，中国在全球茶叶市场中的份额远远领先于印度，而到了19世纪后期，印度开始超越中国。大多数同时代人解释说，这种转变是由于阿萨姆的自然条件更“优越”，或者由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刘仁威则否定了这些说法，相反，他关注竞争压力如何迫使资本主义参与者（中国茶商和印度茶叶种植园主）重组劳动力管理方式，寻求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办法。中国和印度茶行业的主要参与者都认识到，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几十年来，这种必要性并没有像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式所提出的那样，导致省力机械的引入。相反，他们设计出新的方法来尽可能榨取廉价的劳动力，迫使劳动者尽最大的力气工作。这些新方法是在“前现代”习俗的基础上被创造性确立的，所发展出的高度强制性的劳动关系与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标志的雇佣劳动的经典形式截然不同。

中国茶商最初只专门负责与海外公司开展基于行会的贸易，但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干预生产。徽州地区的商人建立起数千家工厂，把茶叶的加工和精选过程集中起来。在武夷山，他们接手了组织茶叶种植和采摘的任务。这些季节性工厂雇佣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复杂的多层分包系统招募的。

这些工厂使中国商人可以“把茶叶的烘焙、揉捻和筛选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他们“测量每项任务所需的时间，设计指令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时间的活动，并采用计件工资制度激励工人，让他们拼尽全力工作。”刘仁威的叙述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些“时间研究（time-study）”方法的先驱所用的设备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徽商用于细致衡量和管理劳动时间的办法，是一种有着千年历史的装置——燃烧速度固定的香烛。而在武夷山，监管者根据一系列有关山神的地方仪式和神话来规范劳动者的时间利用，这种“在观察者看来原始和迷信的办法，是从早期经济生活模式中‘传承’下来的。”

清代福建附近茶叶种植园在印度阿萨姆，刚刚开始尝试种植茶叶的殖民政府还坚持着“自由”雇佣劳动的理想。但是这样的雇佣劳动未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在茶园工作，更别说产生令人满意的工作绩效了，这引起了几次危机。1860年代起，主要由英国资本所有的茶叶种植园成功地促使殖民官员设计了一种极为强制性的劳动契约和刑事合同雇佣制度，让人联想到非洲的奴隶制。这一制度“以限制工人运动、持续的监督、由法律而非市场规定工资为特征”。如果工人试图放弃工作，将受到刑事起诉。这种法律束缚给茶叶种植园管理者很大的自由随意惩罚工人。

因此人们或许可以说，殖民时期的印度在19世纪末取代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茶叶出口国，不是因为地理或技术优势，而是因为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用更暴力、更残酷的方式榨取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面临以更低成本和更大的数量生产商品并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必要性，资本动用了“传统”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种元素，建立起看上去非常前现代、非资本主义的高强度劳动控制系统，而不是趋于采用雇佣劳动模式。这让人们想起了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不平衡和混合的发展”概念以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见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积累系统，需要多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存在。

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于争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学者们对资本主义更传统的理解——即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系统。刘仁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于西欧之外的许多社会来说，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并追问一个特定的社会能否“过渡”到资本主义可能是没什么意义的。相反，更有启发性的问题是问一个社会是否、如何被纳入全球竞争性资本积累的轨道中。

这种视角转变的背后体现了一种观察，即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竞争性的提高，竞争性资本被迫要以各种方式重新安排商品生产活动、加强劳动力榨取的程度，动用它们各自的社会背景下的一切可用手段——当我们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历史时，这一点尤为清晰。刘仁威对资本主义的“更动态和灵活”的构想，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分析者对世界体系的思考产生了共鸣。但和后者相比，刘仁威的分析更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压力剧烈地重组了不只是“核心”国家，也包括“外围”国家的生产关系，尽管重组的方式各不相同。

当然，看似“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北大西洋世界的资本主义史中也很普遍，英国对“主人与仆人”法律的猖獗利用以及美国利润丰厚的奴隶制就是证据。如果我们遵照传统的定义，只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这些现象就会显得古怪，它们对于资本主义存在的重要性也会被模糊。

如果我们像刘仁威建议的那样，把资本主义看作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的竞争性积累，我们便能够理解各地看似“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对资本主义在南方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更有见地的描述，也带来了理解资本主义总体动态关系的另一种方式，新的理解也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北大西洋地区的经验。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非欧洲中心化

刘仁威的书是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结合。他指出，尽管中国清朝和殖民地印度对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经历与传统上的欧洲的经历很不相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家却也采纳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原则——一种彻底欧洲式的知识进路——并把他们自己国家的经历描述为落后和前现代的。

刘仁威用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方法理解思想史，解释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知识发展。他的进路不是集中在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观念是否准确描述了现实（它们当然没有），或者观念代表了怎样的物质利益。相反，他问的是怎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使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一套看似外来和抽象的观念，在中国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共鸣。

伦敦东印度公司比如可以通过世纪之交兴起的反契约斗争——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和政治运动——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19世纪中叶，就在阿萨姆的茶产业实验最初失败后，英国殖民思想家开始认为印度工人太不文明，无法让雇佣劳动发挥作用。于是劳动契约就被正当化为迫使印度劳动力遵守自由雇佣工人理想的一种方式。但到了世纪末，印度民族主义批评家“指责了契约的不自由，因为‘自由劳动’是现代且自然的组织社会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劳动契约已经过时了，因为茶叶工人“事实上已经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主体，准备好出售作为他们唯一资本的体力劳动了。”

因此讽刺的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契约运动是以（作为经典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根本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为支持的——即“自由”的雇佣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然表现，而“不自由”的劳动是落后的体现（尽管正是“不自由”劳动使阿萨姆的资本积累如此惊人）。因此，让印度现代化意味着推行“自由”的雇佣劳动。

然而刘仁威认为，印度民族主义者采纳这种欧洲中心的观念并非是出于无知。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变革下，把雇佣劳动看做事物的自然秩序和自由、现代化的标志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显得越来越合理。在19世纪下半叶，以积累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如茶叶种植园，已经使农民彻底陷入贫困，他们被迫以一种显得是“自发”的方式去外面寻找雇佣工作。正是这种表面上的自发性使印度民族主义者把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看做自然和现代的。

当印度民族主义者把雇佣劳动等同于自由和现代性，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思想家则开始支持欧洲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另一项关键原则：根据劳动价值论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这一知识发展源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这种尝试——试图理解19世纪末中国为何会失去在全球茶叶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被印度取代。“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以及它对生产的不懈强调，”为这些民族主义思想家创造了物质条件，使他们认为生产性的劳动（而非商业和交换）是价值和财富的来源的观点是合理的。

在20世纪初，“劳动=价值”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产生了“生产性”工业资本和“非生产性”商业资本的明晰界限，人们认为前者会不断重组生产过程、引入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前者被誉为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发展的主角，后者则被指责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寄生性“买办”。但讽刺的是，正是茶商在19世纪为了资本积累而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生产过程，从而模糊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本之间所谓的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一先锋，现在却矛盾地被民族主义者看做中国经济落后的本质。

总之，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都采用了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把现代性等同于雇佣劳动和工业资本，借以理解他们社会与欧洲的基准相比落后的经济史。但是被这些思想家看做是落后的根本的东西（印度“不自由”的劳动契约和中国“非生产性”的买办资本）实际上正是促成了动态资本积累的因素。刘仁威指出，这种观念的错认是有物质根源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客观现实使经典的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显得可信，并为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接受这一外来知识框架的动力。

因此可以说，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和意识形态框架，不仅仅是由欧洲能动者强加给其他社会的。事实上，非欧洲社会的思想家，尤其是民族主义者，与欧洲中心主义得以巩固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刘仁威的著作说明了为什么若不采用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非欧洲中心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全球资本主义同时吸引了欧洲和非欧洲的能动者。

从更一般的角度说，刘仁威的分析使我们发现了南方世界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纠葛。许多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比如刘仁威的叙事中出现的那些人）都发现他们自己社会的资本主义经历，明显偏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宣扬的所谓的以雇佣劳动和现代工业为基础的普遍资本主义模式。他们不仅将这种偏离视为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将其归于外国能动者或者和他们密切相关的国内能动者的主导影响——比如占有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英国资本家和与海外公司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对这些民族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发展要靠走“真正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这只能通过摆脱外国影响、实现国家独立才能实现。最终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景，但刘仁威的著作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的动态以及它在印度和中国的具体表现，使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愿景显得如此有吸引力。

为实现全球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刘仁威未能把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细节整合进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写中，这是他的书的一个重大局限。他的叙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却只是把它们弃而不顾——之前就存在的阶级关系对于资本重组生产关系来说，构成了怎样的支持和限制？重组后的生产关系又如何塑造阶级身份，改变阶级的能力，引发新的斗争？由于这些问题被边缘化了，刘仁威讲述的是一段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史。

另一方面，尽管刘仁威本人没有进行阶级分析，但他所强调的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却启发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阶级斗争，尤其是理解作为全球政治项目的社会主义。即使在今天，尽管雇佣劳动模式看似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性累积的全球体系，依然像19世纪那样在各地产生着多样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一个统一的阶级分析框架强加于所有的社会背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必定有不同的含义。相应地，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不同的地方也必定有所不同，有不同形式的阶级联盟和构成。

因此我们将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建立起桥梁，将其转化为一场全球运动。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斗争的具体形式在各个地方必然有所不同，但最终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