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跨越欧亚大陆、连接中蒙俄三国、以茶叶贸易为主体、绵延万里的古老商道，如今正受到中蒙俄政府的极大关注，作为三国对接新世纪发展战略、深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共识，中蒙俄已展开联合申报“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行动。

一条商道惠及三国

万里茶道是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中国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3万公里，纵贯中蒙俄，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商贸通道。

万里茶道源于中国清代多伦会盟。据史料记载，1691年，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率众离京赶赴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并召见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及漠南蒙古49旗，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团结问题，平息了漠北局势。会盟后，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归顺清廷。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介绍，多伦会盟期间，蒙古王公向康熙请求放宽中原地区与蒙古经济贸易的限制，准许更多的中原商人旅蒙贸易，得到了康熙的恩准，由此兴起了万里茶道。

致力于研究这条茶道、出版过史学作品《茶叶之路》的内蒙古作家邓九刚介绍，当时俄罗斯商人千方百计到中国来求购茶叶，直到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口岸，与俄国进行贸易。

开市后，俄蒙通商口岸恰克图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中蒙俄通商之门，中国的茶叶穿过这道门，辗转万里，最终到了俄国贵妇人的银质茶杯之中。据史料记载，在恰克图口岸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

邓九刚曾自费考察过这条商道，行程6万多公里，足迹遍布中蒙俄沿途古道遗存。他说，当年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驼夫和商人，跋涉在万里茶道上，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布帛前往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又将不计其数的皮张、牲畜和西伯利亚地区特产运往中国内地。

三国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万里茶道发展了中蒙俄间的贸易，商人和国家都得到了实惠。它解决了蒙古国和俄罗斯游牧民对茶叶、丝织品、日用品、食品的需要，同时带动了中国广大产茶地区的种植业和加工业，以及茶叶运销区域的运输业和金融业。

在万里茶道繁荣之前，沿线特别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还是一派旷野茫茫、人烟稀少的景象，随着商贸繁荣，大批人从事水路、陆路运输，使商贸服务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当时的城镇化建设，大批城镇在万里茶道影响下萌芽、发育。

如今，铁路、公路和航空早已取代沧桑古道，但中蒙俄彼此间的交流合作还在万里茶道上不断升级、深化，飞驰的中欧班列、平坦的高速公路和呼啸的飞机成为世纪动脉互联互通的纽带，把三国紧紧连接在一起。

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介绍，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一条重要的人文互通、商旅合作之路。以茶为载体，以文旅为带动，以创新为手段，依托沿线多样化的文化遗产，不断推动沿线城市间人文、旅游、商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万里茶道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

城市充满历史记忆

呼和浩特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那时称归化城，大召寺是茶道上的重要遗存，至今保存着一尊银佛像，因此又称“银佛寺”。在大召寺前存一玉泉井，被誉为“九边第一泉”。相传康熙平息噶尔丹之乱，凯旋路过大召寺，马蹄踏地，有泉涌出。

呼和浩特玉泉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人杨帆介绍，呼和浩特当年商贾云集、马驼甚多，每逢大召寺庙会，牧民和内地商人驱赶牲畜，驮载货物前来贸易。

邓九刚介绍，康熙征讨噶尔丹期间领军驻归化城，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归化成为屯粮驻兵的军事重镇。随军进驻的粮队、商队和手工匠人陆续定居于此，归化城开始繁荣，居民稠密，行户众多。

城市发展又促进了商贸繁荣，商铺林立，规模越做越大，当时最大的商号是大盛魁。200多年的时间里，总部设在归化的大盛魁在内蒙古和中国南北其他地方设立的分庄、分号、票号、牧场、马庄、羊庄和茶叶加工厂多达几十个，经营物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今天，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园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成为一处旅游景点。

邓九刚出生和成长在呼和浩特，谈到万里茶道对他的意义，他深情地说：“这是我们城市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它有力量，有感染力。”

邓九刚的父亲曾是领驼人，牵着骆驼走过新疆。“我十分好奇一个人牵着骆驼从归化走到新疆要经历什么。”邓九刚说，就是这份好奇驱使他采访了近千位老商人。

受访的人中给邓久刚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回族老人刘瑞，他是呼和浩特市最后的驼队领驼人，也是邓九刚父亲的至交。“领驼人就像乐队的指挥，技术含量特别高。”邓九刚说，领驼人必须经验丰富，信誉良好，唯有如此才能承担一支驼队和价值万两白银的货物。

“驼队上一切事物都得听命于领驼人，真正‘活着’的驼道只存于领驼人的心里，而不是书上。”邓九刚说，漫漫旅途中，有时日月被阴云遮蔽，人踪兽迹被风沙和大雪掩埋，连飞鸟也会迷失方向，一旦迷路，整个驼队连人带驼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后果不堪设想。

“毫不夸张地说，驼队的生死都掌握在领驼人的手中。领驼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够在浓云密雾中分辨方向，能够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识得路径，这就是领驼人的本事。”邓九刚说。

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的万里茶道驿站(李志鹏 摄)

文化传承延续至今

内蒙古多伦县也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过去称多伦诺尔，经济繁荣，商业店铺、手工业作坊、会馆、庙宇、民居错落有致，被誉为“南接中华福，北接蒙古财”的“漠南商埠”。

在多伦县城北，有一片规模宏大的寺庙群，名为汇宗寺。汇宗寺正大殿顶部覆以青蓝色琉璃瓦，滚龙脊造型，上置大型风磨铜宝顶，密宗法轮金钢圈一个和金羚羊两只，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十分精美。

汇宗寺始建于多伦会盟时期。康熙应喀尔喀蒙古王公请求，决定在多伦诺尔建一座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寺院。在汇宗寺大殿后有一块“康熙会盟碑”，碑文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铭刻，上书“我国家承天顺人，统一寰宇，薄海内外，悉宾悉臣”。

谈到多伦会盟，多伦县图书馆工作人员高广会不无自豪地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我太爷爷为军人们做饭，一直到多伦，康熙为了稳定边疆，决定留一部分内地的能工巧匠，我太爷爷留了下来，在多伦开了一家饭馆。”

走进汇宗寺大殿，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等诸多铜、泥质神佛塑像，铜佛大多为多伦诺尔铜铺制作。多伦县副县长何明鉴介绍，随着汇宗寺兴建，铜银佛像需求量大增。由于汇宗寺是皇家寺庙，对手工制品的质量和工艺要求高，因此多伦诺尔铜匠铺规模庞大，制作工艺精湛。

谈起多伦的老手工艺匠人，曾担任多伦民族用品厂厂长的张少文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师傅给他讲过，多伦过去兴盛的时候号称“二北京”，远至西藏和乌兰巴托的铜佛，很多都是多伦的铜器匠人打造的。张少文家里有一个小屋，里面还保留着制作工具，“自己也偶尔做点东西，一是喜欢，二是为了传承”。

多伦县城西南，还有一处山西会馆。清代，多伦诺尔经济繁荣、商贾云集，以晋商人数最多，晋商集资建山西会馆，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之后又多次维修扩建，形成一定规模。

何明鉴介绍，山西会馆的兴建让山西旅蒙商兴奋异常，加入会馆的旅蒙晋商达1000多家。会馆建成后，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举行会议讨论商务、行规。

山西会馆不仅是晋商结社、集会、议事之处，还是他们的娱乐场所。由山门入院内，迎面一座大戏台，坐南朝北，台基用长方形条石砌筑，台基角落各埋一口大缸，用来提高音量。时至今日，在会馆大戏台演员化妆室的墙壁上，仍保留着百余条清代至民国年间来此演出的各戏班留言。

多伦县文体旅游局副局长王新鹏介绍，山西会馆一方面传播了晋商独具特色的商旅文化，另一方面推动了多伦诺尔商人之间的交流合作，为多伦诺尔商贸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内蒙古二连浩特也是万里茶道上的节点城市，该市在2012和2013年连续举办“‘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位于市区东北的伊林驿站遗址，则是万里茶道重要遗产点，伊林驿站初设于清朝嘉庆年间，曾经是万里茶道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线路上的重要驿站。如今，遗址被铁网圈起，陶器残件散落在土石堆和杂草中，可见残存的房基和围墙。驿站以南200米处，有两口当时使用的水井，保存完好，至今周边牧民还在使用。

遗址以南约2公里处有一处新建的伊林驿站博物馆，是中国首家反映驿站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展览着当年驿站商人们吃穿用住实物和还原历史场景的雕像等。

在众多展品中，一块洁白晶莹的石头引人注目。二连浩特市文化馆工作人员斯琴毕力格介绍，这块石头叫水晶石，是伊林驿站最后一位工作人员田如明所有，这块石头从蒙古国辗转至此，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田如明解放前在伊林驿站工作，1990年，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找到了伊林驿站遗址，并从菜窖里挖出埋在里面的水晶石。田如明说，当年他和两位张家口商人从蒙古国运回三块水晶石，途中遇到土匪，他们怕水晶石被抢走，就藏在驿站菜窖，约定以后各自取走。数十年后，打开菜窖，属于张家口两位商人的水晶石已被取走，田如明老人的那一块还留着。

持续300多年的万里茶道为中蒙俄留下大量文化遗产，例如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乌里雅苏台故城址、中国羊楼洞古镇等市镇，还有汇宗寺、大境门等建筑群，以及数不清的茶包、茶壶等文物。这些文化遗产成为记录当年往事的重要物证。

三国联手共同申遗

在与蒙古国交界的中国边境小城二连浩特，街上商铺牌匾都会用三种文字展示——汉字、传统蒙古文以及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

这座边境小城在2013年见证了中蒙俄三国迈出的共同申遗脚步。当时，三国代表齐聚边城，出席在这里举办的“‘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会上，三国代表一致认为，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并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

在清代地图上，中国的羊楼洞与汉口一道，是湖北最为知名的两个地方。“羊楼洞”三字，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眼中，就代表着茶叶圣地。羊楼洞所在的赤壁市是中国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地，此战之后，华夏大地上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早在2012年夏天，中国万里茶道沿线省区代表在湖北省赤壁市发出《赤壁倡议》，率先拉开中蒙俄三国联合申遗序幕。2015年至2018年，湖北省文物局牵头建立包括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8省区协调机制，组织专家行走中国南北大地，考察遗产点，撰写申遗文本，并建立起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合申遗沟通机制。

“我们从内蒙古东部走到西部，花了三年多时间，走了几万公里路，摸清了万里茶道内蒙古段基本情况。”万里茶道申遗内蒙古区段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李艳阳说。

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申遗进入实质申报程序阶段。

中国对万里茶道申遗的热情，触动了蒙俄两国参与的积极性。“很多人问，俄罗斯人喝茶吗？我想说俄罗斯人不仅喝茶，还非常喜欢喝。感谢中国人民把茶叶馈赠给我们。”参加“‘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的俄罗斯国际合作协会主席谢尔盖·卡拉什尼科夫说。

“中国举办的历届万里茶道相关会议，蒙俄两国都派来高级别代表参加。”郭杰说，目前蒙古国和俄罗斯已收集国内万里茶道沿线的历史资料，两国计划对沿线城市开展遗产勘察。内蒙古近年还与蒙古国科研机构、文化部门对接，帮助他们做好文化遗产摸底工作。此外，三国文物专家还展开了文物遗产鉴定互助活动。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家书照片，中国文物专家在俄罗斯专家的协助下，通过考证翻译信封上的俄罗斯邮戳，“破译”了这张照片，揭开了一段当年万里茶道上的动人故事。

1914年12月3日，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成秉烶用毛笔在信封写上地址，将一封拜年信寄回中国老家。这封信经过俄罗斯恰克图、蒙古国库伦、中国张家口邮寄至北京，接着，北京邮局再把它转寄给山西临汾府的永裕厚商号，再由这家商号转交给在山西孝邑县高村居住的“母亲老大人”。专家称这封家书一定会在当时春节前（1915年2月13日）送到，为收件人送上新年祝福。

从最早发起的20余座城市，到现在中蒙俄90余座城市，万里茶道作为以城市群为特征的线型遗产，让沿线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郭杰说：“通过申遗带动城市整体发展，推动文旅融合、茶旅融合等经济增长，是万里茶道申遗的现实意义。”

万里茶道申遗路上，有政府推动，也有民间力量参与。博物馆、茶体验空间等场所让人们直观感受到百年商路的韵味。

走在二连浩特街头，“茶叶之路博物馆”几个大字映入眼帘，进入博物馆，循着灯光，透过玻璃，可以看到褪色的清代茶叶袋、泛黄的老品牌茶叶、古朴的饮茶器具……这些从蒙古国和俄罗斯收集的文物展示着万里茶道曾经的辉煌。

“这些是当年万里茶道真实的茶叶，湖北的、福建的都有。”内蒙古文物收藏爱好者孙海峰向游客讲解道。对万里茶道文化的喜爱让他出资建造了这座博物馆，展示他这些年收藏的万里茶道展品。

走进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邓九刚题写的“万里茶道驿站”牌匾映入眼帘。“万里茶道有丰富历史意义和动人故事，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驿站的体验空间，把万里茶道文化收集起来，把其中的感人故事讲出去。”邓九刚说。（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丁铭 李志鹏 赵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