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农林新报》第8期发表了《茶树原产地及种类之研究》一文，作者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刘轸先生。文中写道：“日本、印度、爪哇（今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茶树栽培，最初皆由我国传入茶籽而繁殖者。现在所有制茶种类，不论红茶、绿茶、乌龙茶、砖茶以及其他茶类，均为我国历代所发明之累积之大成。”认为易培孙、布朗和布莱克三人支持“印度说”“陷于偏见及武断也”，并根据中国古籍记载之历史事实及现时中国西南与中印重要交通孔道的茶树分布情形，断定“是则科恩司徒之说可打破矣”，刘君总结道：“茶树原产四川云南一带，向东移徙，成为现在中国普遍栽培之小叶种，向西及西南移徙，成为印度阿萨姆省及上部缅甸、越南等处之大叶种。”　　1931年出版的《农林新报》第29～31合刊《中国茶业之兴起与发达》（作者署名陈祖槊，附注“本篇为中国茶业史略之第一段．系依原任农业历史教授万国鼎君大纲草成”）一文中开篇就写道：“茶之原产地问题，学者意见不一，迄今未为定论。就分布区域上推论，印度之阿萨姆( Assam）、英属上缅甸、法属印度支那之上东京（ Upper Tongking) 、上暹罗( Upper Buema），中国东南部及南部广东之海南岛、西南部云南之蒙自、西部四川等地，皆有野生茶树之发现。而野生茶树发现之地皆为大河经流之所，如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之于阿萨姆;怒江（缅甸境内称萨尔温江Salween )、伊洛瓦底江（ Irawadi）之于云南及缅甸；红河(Red River)之于云南及上东京；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之于云南、暹罗及法属印度支那；扬子江、珠江之于中国。惟科恩司徒之见解，依茶树之形态可分为大叶种与小叶种二大类，各种系独立发生，大叶种末发现手中国东部及东南部，而在西南部之云南发现。故科恩司徒主张小叶种原产于中国东部或东南部；大叶种之原产地当在四川、云南、东京、暹罗、缅甸、阿萨姆等地求之。而科恩司徒对于原生于西藏高原之一说，若以指大叶种，则无异词，此又一说也。又以印度阿萨姆为茶树原产地，信之者不乏其人，且谓发现于中国之野生茶树，非真正野生，而系种子经人力偶落于土中所发生者，此又一说也。从中国历史上研究，茶树实由西而东，此与发源于西藏高原之说相暗合。总之，此问题至今尚为悬案，最后解决尚待学者之努力。印度支那，尚存野生茶树之各品种，将来或可得关于此问题之资料，以供吾人参考。中国、缅甸、印度阿萨姆等处，地辟已久，可得资料之希望甚微。尚有一事应知者，即世上关于茶之知识，最先知者为中国，各植茶国之茶种，亦求自中国。由此而论，茶原产于中国实较印度说为有利。”

　　中国的大茶树　　茶树原产地之争源于茶树是否够大，是否够“野”，中国的茶学界自此留心此事。

　　1940年10月20日，叶知水先生奉命自贵州湄潭茶场出发调查石阡茶业经营情况，闻听婺川地方有所谓“高树茶”，决定一睹为快。经叶先生12月中旬实地考察位于老鹰山岩的茶树后， 1941年《安徽茶讯》第8期刊登了叶先生署名文章《记婺川大树茶》。文中对大茶树的性状描述道：“大树茶于高二丈颇，株幅一丈五尺，干径六寸余。远望之若橘、若桂、若枇杷，于离地三尺处开槎。果三角形，每果含籽大抵三粒，籽肾脏形，中果皮甚厚，有纹类油茶籽。问其来由，据云：自古有之，以其叶形大而粗，故繁殖不广。花期自十月下旬至一月上旬；花银白，较丛茶为大；径四至五厘；花瓣八到九片，亦有至十片者；茎片淡绿色，五至六片；花柄长五毫余，柱头三裂亦有四裂者；花蕊数自150～160;芽以幼叶合抱成笋状，密生白毫；叶长平均12.2厘，阔5.9厘；叶尖端长1.5厘；侧脉七至十一对，以八*九对为多，颇显著；锯齿颇深刻，数四十至八十，以五六十为多；绿色，质软柔；节间长5.6厘。”叶君采得冬芽若干回城炒制，“芽色银白，其香芳冽，其形若笋。”遂取名“婺川银笋”。“大树茶除上述岩上发现外，其后东门外之新庄以及岩脚均有发现，全县不下数十株。”叶君认为：“贵州婺川亦有与众不同之大树茶，此在茶树原产地之讨论上，又多一资料。”

　　以今人的科学眼光来分析，婺川大树茶应属栽培型茶树。但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见诸报端的第一棵大茶树，意义重大。随着中国一棵又一棵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树龄达几百年上千年的大茶树陆续被发现（表1一4），阿萨姆、勃鲁士、印度说等等，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已有10个省区200多处发现有野生大茶树。其中，在云南省内干径在1米以上的野生茶树就有10余株，并相继发现千家寨、大围山、勐库大雪山、白莺山等野生型古茶树群落，以及景迈、南糯山、腾冲坝外、冰岛等栽培型古茶树群落。

　　中国发现的大茶树拥有许多世界之最：发现最早、数量和品种最多、生长海拔最高、树龄最长、主干最高、基围最粗、分布最广、群落最多且面积最大……如果因为勃鲁士氏在阿萨姆地区发现了野生茶树就可以作为印度是茶树原产地的依据，那中国就不知道有多少个茶树原产地了。可见，野生茶树是研究茶树起源、演化的标本材料而不是原产地证明的唯一证据。

　　“中国说，”的“一元论”逐渐得到国外学者的认同

　　在二十世纪四千年代以前，一般以科恩司徒关于茶树原产地报告中的“二元说”意向的观点占多数。随着国内大茶树的不断被发现和中夕卜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现代科学手段的日益先进，“中国说”逐渐深入人心，至今已是定论。

日本学者志村乔( 1935，1943 )报道，中国茶树和阿萨姆茶树的染色体数是相同的，都是两倍体（ 2n=30 )种。从细胞遗传学上看不出差异，随之产生了“中国说”意向的观点。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5次去过印度阿萨姆、 1980年4月专程到过四川南川调查大树茶情形并带回标本研究、曾先后13次来过云南西双版纳及德宏等地实地考察的日本茶业界著名学者、名古屋丰茗会松下智先生，在1990年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茶叶文化与茶叶传播路线》一文中写道： “可以认为茶树的原产地是云南的南部，但关于饮茶和制茶的发源地，据推测是在此地以北的汉族居住处……大体可以认为制茶的起源地在云贵高原的北部——荆楚之地，即武汉、长沙以西的武陵山的一端。 "在2005年3月20曰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中日茶起源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明确茶树原产地在云南南部的观点，并断然否定印度阿萨姆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松下智先生认为，阿萨姆的茶种是早年云南景颇族人带过去的。首先，景颇族主要分布在滇西一带，可以直达印度阿萨姆（因为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江心坡一带古时属于中国)，这种迁徙是很可能发生的；其次，现在阿萨姆地区从事茶树种植的多为景颇族村民，他们依然保留着与生活在云南的景颇族同样的民居、着装和生活习俗，如嗜嚼槟榔、饮用竹筒茶等。松下智先生关于茶树原产地和中国饮茶、制茶的发源地的论断是极其公允和科学的。

　　1979年《中国农业科学》第1期全文发表了中国茶业泰斗陈椽教授与陈震古先生合作的文章《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 ，日本名城大学农学部研究茶树起源的专家、志村乔的学生桥本实副教授给陈椽教授来信表示支持“中国说”。1980年8月31日至9月2日，他和松下智等一行16人组成日本茶树原产地研究会第二次全国茶叶研究者友好访华团亲自到云南西双版纳南糯山考察800年树龄的栽培型“茶树王”。回国后，桥本实氏写了一篇《云南之行》的文章探索茶树的起源，对西双版纳是茶树原产地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在1983年日本《科学与实验》杂志发表的《茶树起源的探索》 -d.文中，支持茶树原产中国的“一元论”，同时认为日本的茶树和山茶均源于中国。文中首先明确日本的茶树和山茶树都是从中国而且只从中国引入的：“笔者为获得有关茶树起源的基础资料，从日本开始，并到中国、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各地作了调查。通过调查，得到了一些见解，提倡我国的茶树‘引入说，的茶树起源一元论”；“我国茶树栽培历史悠久，栽培范围也很广……茶树从中国传来的历史是很清楚的……山茶也和栽培茶树一样，同样是引入的……山茶如果被看作是从中国传入的种，无论如何要与中国茶树进行比对……结果，山茶与中国茶树的关系，在几个地域中显示出高度类似性很多，几乎没有看到差异。从这个分析（指1936年苏加尔和斯纳斯在多变量解析领域中确立的数值分析法）结果来看，也证实我国的山茶是引入种。”其次，桥本实氏根据其业师志村乔细胞遗传说的研究和他本人对生长在日本的四国和九州，中国的台湾地区和海南，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以及印度阿萨姆等地区的15个个体茶树进行叶片形态学研究后，确认中国的东南部地区存在着阿萨姆种，中国台湾地区眉原山和那伽山的阿萨姆茶树非常相似。因此他写道：“如果根据这个结果来看，科恩司徒按照形态学的地理差异提出的二元论主张，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根据图2群组分析结果，提倡一元论（桥本实、志村乔)，把从中国东南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到印度阿萨姆范围的这个地域的中间地带，即中国的四川和云南，推断为茶的起源中心。”文中最后说：“茶树起源的探究，不得不以提倡一元论为终结。”在其著作《茶的文化.茶树的起源》一节中，桥本实氏的主张同样明确：“笔者推定，茶树的起源中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中国台湾地区）至印度阿萨姆的范围内，这些地区的中心地带在中国的四川、云南地方。这是笔者主张一元说的原因。在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和中尾佐助（ 1976）的照叶树林文化论，中假设道：照叶树林形成农耕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受根栽农耕文化朝南发展的影响。以云南为中心的‘东亚半月弧，是农耕的起源。如对照考虑这一学说，则可认为这跟笔者主张的茶树起源之说是一致的。”

　　另外，国外学者如魏特( W.Wight )、Mann以及英国植物学家G.Watt和席勒（S.R.Sealy）等都认为十九世纪初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茶树并不是真正的野生种（席勒还指出，阿萨姆茶是从东方引入的，也就是说阿萨姆茶原产于中国)，就更谈不上茶树原产地了；苏联的K.E.杰姆哈捷(1963）《论野生茶树的进化因素》著作中认为茶树原产地就是中国；Takasi（1978 )、I-Iashimoto ( 1985 )则根据中国、日本、缅甸、印度等地的茶树形态特征的聚类分析提出茶树只有一个起源中心，即在云南、四川一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的植物学家和茶业界先贤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茶树原产地的研究。如吴觉农《茶树原产地考》《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5和《略谈茶树原产地问题>> [6] ;陈椽《中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为茶树原产地再进一言》m《再论茶树原产地》[引；庄晚芳《茶的始用及其原产地问题》[91《茶树原产于我国何地》泓】《略谈茶树分类和原产地问题》m』；陈文怀《茶树起源与原产地》[1幻；虞富莲《论茶树原俨地和起源中心》匝」《云南茶种的变迁》[1引；郭元超《茶树原产考评》[15」《野生茶树种群的形态与分布研究》 161等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充分的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唯一茶树原产地。

　　那么，茶树究竟原产于中国境内的哪个区域？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专家们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植物学、生物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观点：

　　一是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这个观点比较广义，涵盖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广大区域，是最开始研究茶树原产地问题之一的吴觉农先生断然否定了茶树原产印度等学说后提出来的。当时国内尚未就原产地的具体区域展开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二是“大致位于元江、礼社江（元江上游水系）的西南，下关至保山一线的东南”即“云南西南高原地区；"“确切说，云南西双版纳是茶树原产地” ：“西双版纳现时的主要产茶地是南糯、景迈、布朗、易武、攸乐等五大茶山”。这一观点是陈椽教授明确提出来的。陈老更进一步强调：“茶树原产地与茶叶（指饮茶、制茶等茶文化范畴）原产地是两码事”；“原产地不分心心，与‘非中心一，;“云南野生的中间型、矮而健壮的小乔木，皋卢种，，是茶树原种；它向东迁移为我国东部及东南部的中叶种或小叶种，称为武夷变种；向南迁移变成为上部缅甸和越南的大叶种，树型类似皋卢原种的中间型小乔木，称为掸部变种；向西南迁移变成为印度的大叶种，树型类似高大乔术，叶片特别大，但其形态类似皋卢原种，称为阿萨姆变种。现在云南大叶种是皋卢原种经过人为驯化的，介在大叶种与小叶种之间。大叶种、中叶种、小叶种同是从云南皋卢原种向北或南推移，为了适应环境条件而发生的变异。”

　　三是茶树起源中心位于云贵高原的大娄山附近以及邻近的川、湘、桂、鄂（古代巴蜀所在地）等少数民族居住较多的地方。庄晚芳教授是这一观点的主张者。

四是其他区域。

　　周文棠等人认为《中国鄂西山地是茶树原产地》；

　　史念书在《茶业的起源和传播》一文中论述了神农氏及其部落移徙的情形，以为茶起源于湖北西部地区，起源时期大致在夏朝；

　　马湘泳称受史文启发，考以史籍，认为‘“鄂西川东的神农架和大巴山一带，很可能是茶树的起源中心”；

　　1986年1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茶树栽培学》出版发行，综合对照山茶属植物的地理分布和现已发现的野生乔木大叶茶树的主要特征特性等研究资料，认为“云南、贵州、广西Y四川等毗邻地区”是我国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每一个种最初都只能出现于一个区域中，而后向四周迁移到分布环境和从前以及目前的条件所允许的地方去。”显然，每一个种的起源中心就是其分布区的中心。郭元超先生根据实地考察，认为茶的原产中心区域应以现代野生茶树总群的分布中心区域东经980 - 1080 、 北纬220- 290 为其起源中心【“三江”（以流经云南西部和南部的怒江、澜沧江、元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滇东一桂西”(以滇东文山与桂西右江流域的百色、凌云、乐业、西林与左江流域的龙州、上思等地为主要分布区)、交会地带为主要分布区）和“南岭”（以岭南粤、桂两省为主要分布区，向北延伸至湘南、赣南；向东北延伸至武夷山系）等四大种群】，“其初始的中心应比现今分布中心地带稍北偏东一些。其三角点应为川东南、滇东南、桂西北。”

　　四川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茶树育种专家钟？胃基在发表的《四川野生大茶树与茶树原产地嗡》 [20」一文中写道：“根据云南大叶茶、四川野生大茶树、江华苦茶等具有原始性状的茶树群落的自然分布，联系到大地的变迁和茶树发现、利用、南盆沿是茶树原产地的一部分。"

　　国内的大多数学者主张茶树原产地在云南。

　　1980年浙江《茶叶》第2期刊登了安徽省祁门茶科所江济和署名的文章《四川的乔木型大树茶资源》，通过对四川境内崇庆枇杷茶群体、古蔺群体、宜宾苦茶群体大树茶与云南大叶种叶片内部组织的观测和解剖以及儿茶素组成成分含量的分析后认为：“四川大树茶不属原始种，而是‘过渡型，的茶树群体。四川虽有乔木型野生茶树生长，但茶树原产地应以云南为中心，而四川则是茶树原产地边缘的地区。”

　　陈兴琰、陈国本、张芳赐、刘祖生等8名学者根据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福建等省已发现的部分大茶树的植物学形态，在对巴达大茶树、南糯山大茶树、双江勐库栽培茶树、习水大树茶、江华苦茶和福建安溪苦茶的芽叶进行了儿茶素、氨基酸等主要生化成分含量的测定后认为：“巴达大茶树是迄今已发现的古老而又原始的野生大茶树。因此，如果说云南大叶种茶树比之阿萨姆变种和掸部变种以及其他栽培茶树在起源上较为古老，那么，现在可以进一步证明，巴达野生大茶树更是云南大叶种的原始型，而云南省西南部的原始森林地区可能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茶树从它的起源中心迁移过程中，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生态特性和形态特征以及新陈代谢都起了变化，当向北迁移至冬季气温较低的地区就演变成为中小叶变种的茶树；当向南迁移至冬季气温温和而夏季炎热的地区就演变成为阿萨姆大叶变种和掸部大叶变种等的茶树。”

　　陈文怀先生认为：“云贵高原的西南端，特别是怒江、澜沧江中下游和元江流域的山地，无论从地质的构造、地理的变迁、气候的波动，或是从植物群落的结构、山茶科植物的亲缘关系，以及近代古老大茶树的发掘和茶树品种新陈代谢的特性，都表明这个地区是茶树的古老而原始的产地。”他同时指出： “通过该地r-所产的云南大叶茶品种广泛传播和引种实际，也揭示了现今国内外分布的茶树，都与这个地区的茶树保持着一定的亲缘关系。该地区茶树品种的地域分异-性的现实表现，重现了茶树历史传播的踪迹。现代引种试验所得出的云南大叶茶品种地域分异性规律，恰如茶树传播史实的模拟，也反映了世界茶树地域分异性的现实。”将茶树从原产地向外传播时发生的变异和现代引种云南大叶茶时的地域分异性规律结合起来，颇为有趣又具说服力。

　　苏联瓦维洛夫( 1887一1943）的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认为：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栽培植物起源的中心。虞富莲教授“根据1981年一1984年对云南省15个地州61个县的茶树资源考察结果……云南茶种数已有30个种2个变种，占世界已有37个种3个变种的80呖"；其中“地处北纬22040- 24010I ，东经 / -/ 间的文山、红河二州十一个县，发现有17个种2个变种（其中有新种9个、新变种1个)，占全省茶种总数的59.4呖，也占世界茶种总数的47.5呒……可以认为，滇东南的广南、西畴、麻栗坡、屏边、金平、文山、马关等地是茶树的起源中心”；“西双版纳处于北回归线以南……茶树西迁这里逐渐形成了次生中心，在形态结构上逐渐向次生型方向发展，演变成现今广为栽培利用的普洱茶种（ C.assamica )。滇南古时的六大茶山(攸乐、革登、倚邦、莽枝、曼耑、曼撒）就在现今西双版纳州的勐腊、景洪市境内，其代表种就是普洱茶种。著名的勐海县南糯山大茶树就是古人所栽的普洱茶。现今栽培中心已从勐海到双江、临沧、凤庆、昌宁连成一片。勐海大叶、勐库大叶、凤庆大叶等优良品种均是从六大茶山引种群体中选育而成的。随着中缅边际人员的交往，普洱茶也很快流入到缅甸东北部。当今滇西南偶尔见到的‘缅甸大山茶，，也都是普洱茶种。”将茶树从起源中心向西的传播方式和路线详尽地描述出来了。

　　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张顺高研究员与夫人梁凤铭则在所编著的《云南茶叶系统生态学》一书中称：“有人曾经提出，种类多的地方，就是起源中心。作者以为不然，种类多的地方，可以理解为环境多变的地方或环境多样化的地方。环境的多样化，造成生物的适应多样性，产生多种分化，应该是分化中心”；同时指出： “根据古地理与古气候演变的分析以及裸子植物繁荣（时期）的探讨，猜想山茶植物最初产生的地点是大理一洱源一剑川一石鼓这个澜沧江、金沙江相夹的滇西盆地北段山坝交接的边缘”即“三江地带”，“是茶树在早第三纪的原始起源地。由于地貌、气候的巨大变化，点苍山以南的横断山系是茶树物种保存发展地带。可认为是后续起源地，亦即起源地延续区和现代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