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的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己身！务求淤泥不染，难为愧对清流！”这里，笔者再外加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也许还可以说成用之有理！”

近几年，自从中国进行一系列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肃清行动之后，可以说，官员队伍中的贪腐人员大大减少，腐败的行为也有了很大收敛和改善，人民自然对这种反腐败行动自然是十分拥护，尤其是现在针对城镇地区的“打击村霸”行动，人民群更是众无一不拍手称快。

然而，这些进步并不意味着腐败已经消失。

这里，我们就得提到一个词：“隐性腐败”。那么，“隐性腐败”真的如此严重？其实，相对于百性恨之入骨的贪污贿赂、索贿受贿、挪用公款、买官卖官等“显性腐败”来说，“隐性腐败”更难界定、更难预防、更难查办，而且，随着反腐的深入与形式的变化，“隐性腐败”手法变化莫测，种类名目繁多，让人防不胜防。

最终，这一些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的腐败行为，转向了比较隐蔽信息贿赂、帮助贿赂、发生不正当关系贿赂、业绩贿赂、期权贿赂等等的隐形腐败行为。这不仅给监督部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也使得群众监督难以介入，其负面影响更加严重，腐败程度更加严重。其实，这种隐形贿赂的腐败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它更不是当今社会的新产物。

在清朝的道光年间，那些在权力中心——京城担任要务的官员们，通过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向其他部门和地方官员输送信息，有时候，只是寥寥几句、几个字，信息输送者就可以获得成千上万两白银的丰厚回报。此外，这种隐性腐败在当时已经很是普遍，甚至，成为了官员们之间“人情交易”的砝码，连为我们最为熟知的纪晓岚纪大学士都未曾“幸免”。

话说，纪晓岚有个亲家姓卢，曾经担任一个肥差：盐运使。在这种位置上，时常会做一些贪污受贿的行为，时间久了，难免被人抓住辫子。被人告发后，在乾隆皇帝的严查下，最终，被处于流放、抄家之刑。而当时的纪晓岚身居要位，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则暗中让人送了一点“盐”和“茶”给他，意思就是：东窗事发，皇帝要严（盐）查（茶）此事了。

卢见曾见状，连忙将家里搬的空空如也，自己则带着家人“跑路”了，最终导致前去抄家的钦差落得无功而返。之后，得知这件事情原委的乾隆恼火不已，不仅将卢家给抄个干净，也把透露信息的纪晓岚给流放到了新疆乌鲁木齐。作为大学士的纪晓岚，也因为人情世故不能避免腐败，即便当时的他还是皇帝的宠臣，最终，也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所幸，在两年后，朝廷需要编纂《四库全书》，由刘统勋荐举，纪晓岚被重新重用，才从新疆乌鲁木齐回到了北京城。

此外，现在的官僚阶层更加的系统化，“拜山头”、“做门生”现象仍是屡禁不止。几年前，周某某的案件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并牵连广泛。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腐败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潜滋暗长着。其实，在我们建国之初，也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主席家乡有一位宗祠老人，曾带着家乡的几位乡亲来到北京城里，想借着主席的名头来打秋风。

因为，乡亲们把主席当成了古代的皇帝，见了他老人家后，今天在他面前还准备行三跪九叩之礼。有些乡亲也希望借助主席的关系，能在这北京城里弄个官当当，最好封官拜爵帮他照看照看江山。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最终都没有如愿。但由此可见，在中国官员之间，人际关系、人情往来，已经成为了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了，甚至，说的上是“历史传统”了。

而当今上官场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情况肯定还是有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也就给足了隐形腐败生长的空间和土壤。其实，隐性腐败究其本质，就是各级官员在遵守现有制度体系下进行的腐败，那么，一些制度为什么反而会给官员的隐形腐败行为提供空间和土壤呢？这其中，真正原因是：本身内部的监督体系没有建立，或者说建立的制度不够完整，执行不够彻底等等。

所以，我们在对一些明显的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这些明显的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外，也要建立起一个新的监督体系，将所有的官员纳入到这个新的体系内，接受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对现有的内部监督体系进行革新，对监督手段、监督方式进行改进等等。并且，提高官员信息透明度，除部分个人隐私外，官员个人财务等信息都应公开，以接受群众的监督。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注重法治的同时，加大对贪官污吏的严查、严惩力度，更要加强对官员队伍自身素养培养，使官员能够做到不敢贪，也不想贪，以实现最大程度的遏制官员腐败数量增加。当然，这个任务任重而道远，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毕竟，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

参考资料：

【《官员中的“隐性腐败”》、《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