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流大树

1817年，德国著名自然学家约翰·施皮斯（Johann Baptist Spix）和他的合作伙伴卡尔·马蒂乌斯（Carl von Martius）受邀前来巴西调研当地动植物资源。里约热内卢植物园中的中国茶园引起了他们的巨大兴趣，两人在之后出版的《1817-1820巴西之行》一书中描述了他们的见闻：

“……最主要的种植物是中国的茶树。到目前为止，共种有6000株茶树，成行的茶树株距3英尺。气候看来适合茶树生长……在这儿种的茶，使用同中国本土完全一样的方式进行采茶和焙茶。”

他们也提到了茶园中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来自中国内地“具有种茶经验的人”。

早在大航海时代，那些四处寻找香料的葡萄牙水手，就已经发现了中国茶的好处。同英国人一样，他们也建立起了自己的采购渠道，经澳门开辟了从中国到葡萄牙的茶叶贸易通道。

那时候不过是1500年左右，葡萄牙人刚刚准备开发巴西。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于1640年登基后，一度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研在巴西种茶的可行性。但是，一直等到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才把巴西种茶大业付诸于实践。大约在1810年，首批茶树苗运抵巴伊亚州，再从这里送到了里约植物园。据陈太荣和刘正勤两位老师考证，中国首批茶农于1809年6月进入里约植物园种茶，最多时达到200余人。

施皮斯和马蒂乌斯在植物园里看到6000株茶树时，就是中国茶农在里约种茶的巅峰时期。当时负责管理植物园的火药厂厂长若昂·门多萨准将（Jo o Gomes da Silveira Mendon a）请他们喝茶，他们认为“茶味浓，但远比不上中国优质茶叶的那种茶香味醇，而是有一点苦涩和泥土味，但此点不爽的味道，绝不会影响到种茶的初衷，因为这是茶树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正常结果”。

1821年，德国画家约翰·鲁根达斯（Johann Moritz Rugendas）也来到里约植物园，他在1835年出版的《穿越巴西风景如画之行》中收入了他本人所作“中国人种茶”水彩画。画作中间，一个中国人正在指导一些黑奴种茶；右边立着另一个中国人，正同两个西方人在谈话，其中一个西方人坐着，两手拿着一张大纸铺在膝上看；在此人背后，有一个中国人撑着一把阳伞；画上另有一个穿西服的人，可能是位翻译。

1821年，德国画家约翰·鲁根达斯所作“中国人种茶”水彩画

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对种茶十分重视。英国作家兼画家玛利亚·格兰翰（Maria Granham）在旅居巴西的时候曾经做过佩德罗一世大女儿玛利亚公主的家庭教师，她在后来写的《巴西旅行日记》中说，佩德罗一世常去植物园，每次必定会视察茶园并探望中国茶农。

除了在里约植物园，中国茶农也在里约西郊的圣克鲁斯庄园种茶。从1808年起，圣克鲁斯庄园成为葡萄牙摄政王若昂六世的夏宫，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从1814年开始，官方档案里记载了很多涉及中国茶农的事情，包括他们的中文名字，他们如何在庄园里挑选适合种茶的地区，他们的月薪，甚至还有中国人如何在当地过中秋节的描述。不过，这里的茶树似乎不是很多，以至于格兰翰在她的书中都担心“数量之少以至于难以冲抵种茶开支”。

到了1825年，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认为种茶作为一桩事业，值得在全巴西推广，于是下令植物园院长莱安德罗修士（Frei Leandro）将树苗和茶籽发往帝国各省种植，并要求他编写一本种茶的小册子供外省茶农参考。莱安德罗修士在一位葡文名安东尼奥·若泽的中国人的帮助下，写出了一本名叫《关于种茶、采茶和焙茶的经济手册》（Memória Econ mica sobre a Plantao, Cultura e Preparao do Chá），1908年得到有心人整理再版，今天在网上仍然可以找得到。

里约植物园的茶树最多发展到6000株水平就增长乏力了，圣保罗的茶园则蓬勃发展，很快就达到了4.4万株。今天圣保罗的市中心有座高架桥叫做“茶桥”（Viaduto do Chá），是圣保罗最早的高架桥。它所在的阿尼昂加巴乌山谷（Vale do Anhangabaú）当年就是一处著名的茶园，属于伊塔佩提宁加男爵（Bar o de Itapetininga）家的产业，其庄园名叫“茶庄”（“Chácara do Chá”），位于茶山（“Morro do Chá”）上。1862年，圣保罗市政府要在共和国广场（Pra a da República）和福尔摩萨街（Rua Formosa）开条路，征用了茶山的部分土地，原本计划命名为茶街（Rua do Chá），但是最终根据一位市议员的提议，正式定名为伊塔佩提宁加男爵街（Rua Bar o de Itapetininga）。

1840年左右，米纳斯州也开始种茶。欧鲁普雷图从十七世纪末发现黄金后，从一座山谷小镇迅速成为全巴西、甚至是全美洲的财富中心，当纽约、芝加哥、圣保罗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欧鲁普雷图已经是西半球最繁华的城市。十九世纪初，由于金矿枯竭，大部分居民都远走他乡，急需转型的欧鲁普雷图试图靠种茶来重塑经济。

小小茶叶成为中巴两国交往的开端。中国茶农把茶树引种到了巴西，还把种茶与制茶技艺传授给了巴西，使这个南美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除中国与日本外第三个种茶国，开创了在美洲大陆种茶的先例，巴西生产的茶叶不仅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甚至还打入国际市场。

中国茶树苗与茶种又从巴西传到了欧洲的葡萄牙与法国。据美国历史学家沃伦·迪恩（Warren Dean）的记载：1838年，法国《自然科学学报》（Annales des Sciences Naturelles）一位叫D.M.吉尔曼（D.M.Guillemin）的编辑还专门到里约植物园考察种茶技艺，并寻求获得茶树苖。作为交换，这位法国植物学家答应提供其他经济作物的种子。第二年，他又带着同样的目的，去了圣保罗参观铁特河（Tietê）两岸的茶园。当时，法国政府鼓励在本国南部地区种茶，据说就是他把中国茶树苖从巴西引入了法国。此人的名字恐怕这位美国历史学家搞错了，我查到同期该学报有位叫让·巴蒂斯塔·吉尔曼（Jean Baptiste Antoine Guillemin）的编辑，被派到巴西来执行同样的使命，最后还因为这件功劳被授勋。

巴西人的日常饮品主要是咖啡，对茶叶需求有限，种茶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打开国际市场。巴西茶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市场口碑在持续改善之中。1873年的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巴西米纳斯、圣保罗、巴拉那和里约四省提供了茶叶展品，米纳斯提供的展品质量被评审团一致评为仅次于中国茶，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三的印度茶。但是，当时的英国不仅是茶叶消费大国，而且还控制了国际茶叶贸易，它除了从中国进口绿茶之外，它还在印度大力种植阿萨姆红茶，打击巴西茶的出口业务。

随着1888年巴西奴隶制的结束，种植园里缺乏劳动力，巴西的种茶事业开始走下坡路。清朝官派游历使傅云龙1889年在巴西考察期间，见证了巴西种茶事业的尾声。他后来在撰写的巴西考察报告《游历巴西图经·务农》卷中写了中国人在巴西种茶的情况，“巴西语茶曰沙，据言传自湖北”，又说“盖嘉庆十七年（1812年）有湖北人至彼创植以来，已寝旺”。

由于种茶不如种咖啡经济效益高，巴西各地的茶园逐渐废弃，从20世纪初开始，巴西开始大量进口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生产的茶叶。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大量日本移民的到来，巴西种茶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一位叫冈本的日本移民（Torazo Okamoto）在圣保罗州南部的里贝拉河谷（Vale do Ribeira）种茶，一开始也是种的中国绿茶。但是他看到巴西人更为喜欢喝红茶，红茶卖的比绿茶更好。于是在一次返回日本途中，他在锡兰弄到了一些印度阿萨姆红茶树种。因为当时锡兰政府明令禁止茶种外流，这位日本茶农就偷偷地把树种藏在面包里带了出来。随着他的引种成功，里贝拉河谷成为巴西茶叶种植的圣地，最多的时候出现了45家茶庄。这时，焙茶的工艺已经比当年更加先进，而且也出现了袋装茶，更是有助于喝茶习惯的推广。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巴西茶叶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不仅巴西人喝茶的量提升了，而且也开始对外出口。

日本移民在巴西种植茶叶

不过，在1990年3月推行的科洛尔计划之后，巴西经济一落千丈，之后推行的雷亚尔计划则一度让出口变得艰难，缺少投资、生意惨淡的茶庄纷纷关门大吉，里贝拉河谷最后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个茶庄，就是今天市面上还能看到的阿玛雅茶（Amaya Chás）。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巴西人也开始注意喝茶养生，从2013年到2018年巴西茶叶消费增长了25%，比全球范围内的增长幅度高了一倍。202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谷歌上用“茶”（chá）做关键词的搜索比“咖啡”高出了50%。

200多年前当初中国茶农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可。2018年8月15日，中国驻里约总领馆在里约植物园举办“庆祝首个巴西‘中国移民日’暨里约植物园中国茶树纪念牌揭牌仪式”。纪念牌由重约80公斤的华安石制作而成，铭刻中葡双语金字牌文，由福建省侨办委托专人制作，随集装箱漂洋过海1个多月运至圣保罗后，再由里约侨领驾车6多小时送至里约植物园。时任里约植物园园长贝塞曼表示：“茶树纪念牌意义重大，是巴中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感谢中方为茶树制作纪念牌，并选择在植物园庆祝这一重要节日。”

首批中国茶农抵达巴西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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