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郎溪县十字铺地区发生的“茶园喷洒高毒农药，茶叶加工暗中掺假”，震动了中国茶叶市场，从事发到曝光，产生的效应有正的也有负的。“毒茶”到现在没有发现死人的报导，但“毒茶”事件却伤了人，也伤害了不少企业。当事人(单位)受伤，受损是因果报应，顺理成章。但伤害无辜却是中国茶业界的一场悲剧。事件已经过去，却留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思考。

一、笔者对“事件”本身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自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以来，由食品·环境·水和空气质量引发的公害就日趋凸现。当消费者在饭后茶余，谈论、评议，甚至声讨“毒茶”的时候，他们多不知道刚刚饱腹的那一桌饭菜的原料的无公害状况。其原因是生产者(专家)和消费者(非专家)的“信息不对称”。因为我身在茶业界，我到过中国许多茶区，我从茶界朋友那里获得了许多茶叶卫生状况的信息。作为一个学者，近些年来，我深深的为中国茶叶，以致于饮品、食品的无公害现状心感不安和无奈。

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绿色食品有机茶，无公害生产清洁化”，但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实现无公害、实现清洁化生产、提高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质量，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光靠曝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曝光可抑制公害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缓解公害危机)。

三、媒体在这次“事件”中，揭露安徽省郎溪县十字铺地区某些茶叶生产者不规范行为和道德劣迹，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杀伤力，对茶业企业缓解现实的和潜在的无公害危机，功不可没。但是某些媒体，在事件曝光后，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灵和知识不多，误导公众，造成了短暂时空的市场混乱，客观上为茶叶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构建了一个“舆论平茶文化台”，其社会效果是负面的，对于某些茶叶企业产生了不公正的恶果。笔者，近日咨询一位新闻工作者，媒体的上述行为可违犯了新闻法?答曰，中国的新闻法尚未“出炉”。无法无天。没有监督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力，产生腐败是完全可能的。

四、自1980年代以来，笔者在农村茶区开发名优茶，开始农民朋友不理解，怕减产减收。一年下来，“立竿见影”，农民增产增收或减产增收。农民开发名优茶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了全国各茶区的“名优茶热”。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名优茶热”形成的原因是利益机制，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创新案例。笔者冥思苦想，形成了一个“无公害生产呼唤制度创新”的命题。因为现行的茶叶经济制度环境下，茶农的无公害生产行为得不到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就是必然的。笔者断言，没有制度创新，中国茶业(饮食业)很难摆脱无公害困扰。

五、安徽省的茶区在淮河以南，六安、滁州、安庆、巢湖、芜湖、宣州、池州、黄山等八个产茶市中，黄山、池州、宣州、六安、安庆是五个主要产茶区，茶园主要分布在皖、浙、赣边际的天目山山脉、白际山山脉和黄山山脉、九华山山脉、大别山山脉。山地茶园约全省茶园面积85％，茶叶产量约占全省茶叶产量的70％。茶园分布较分散，集中连片茶园少，生态平衡状态较好，农产实行粗放经营，投入少，农药、化肥、除草剂使用量少，实施无公害生产条件较好，只要加强管理，绝大多数可达到无公害茶标准要求。宣郎广地区和屯溪盆地等地势较平坦，茶园集中连片，集约经营水平和生产率较高，由于多年施用农药治虫，原始“生物链”已断裂，害虫的抗药性也相应增强，无公害生产难度较大，应作为安徽省茶叶无公害生产的重点管理区，政府要适度增加无公害管理成本的投入。实现茶园无公害化，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是不难的。难点是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到位、管理措施不到位。其他产茶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六、农业企业和农产的组织化，是无公害生产控制的组织保证。面对千家万户，又缺乏激励机制，靠约束性管理来实现无公害化难度很大，即是可能，其支付的管理成本与实现无公害化带来的社会效益相比，得不偿失，可行性也几乎为零。用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交易成本太高，“帕累托无效”，用通俗的话说，叫“法不治众”，法律的强制性苍白无力。自古以来，组织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1980年以来农产有了经营承包土地的自由，激活了农业经济，但是小农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市场化进程也逐步暴露出来，“无公害问题”只是诸多具体问题之一。农业组织创新，农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协会等的组建和扶持，不仅有利于无公害生产的实施，也是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良好的组织基础。提高茶业组织化程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茶叶无公害危机和由此茶艺引发的株连“危机”，在未来的某一特定时空还可能发生，企业和政府要有危机意识。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做好无公害生产管理。临危不乱，在危机发生时启动应对措施，开展危机公关，恢复公众信用。变“危机”为“商机”。成则为王，败则为虏，两者之间以有无危机意识为转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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