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

访普洱茶为什么不去普洱而到版纳？那是因为曾经辉煌的六大茶山大都坐落在版纳境内。在云南南部的茫茫群山中，繁衍生息着数十万哈尼、苗、傣、壮、布朗等少数民族。凡海拔在800米左右的地方，几乎都能在茂密的丛林中发现茶树的身影。这片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据说就是全世界茶树的起源地，是《茶经》之外的神秘园。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谈到茶叶产区时说：“南方有嘉木”。而南方在哪里？它就在中国西南边陲靠近缅甸、老挝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

从唐代开始，西双版纳地区的茶叶就开始外销。清朝阮福所著《普洱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唐代中期，版纳地区出现了一条细小的与外界通达的贸易路线。其主要销售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广大区域。宋代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当时的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作茶马交易，并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江南的达官贵人无不对上乘的普洱“紧团茶”赞不绝口。宋朝名士王禹锡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普洱茶后，曾写过一首赞美诗：“香於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茶。到了元代，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的《金齿》、《白夷》（指傣族） 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

普洱茶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在普洱府而形成，正式载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洱茶也”。《新纂云南通志》指出：“‘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

清朝中叶，随着茶叶贸易的日渐兴盛，云南南部的部分山峰便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六大茶山。清《滇海虞衡志》中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这短短四十三个字，对六大茶山的状况做了极为精辟的概括。“周八百里”，不仅说出了茶山的总面积，而且也充分表明了六大茶山自古就是连成一片的。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而博得贡茶美名，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朝廷在茶叶集散地普洱府设立了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此时，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干茶8万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万担之多。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易武）就年产5000余担。最高潮时，国内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买茶。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暹罗（泰国）、柬埔寨、安南（越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奔走在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梆之声，终年不绝于耳。

清朝后期，由于苛捐杂税太重，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茶商无利可图，茶农不堪重负，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最惨的是，六大茶山又连遭大火焚烧，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整个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由年产8万担减至5万担。

20世纪以后，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尽管民国年间为恢复茶叶生产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开始大举进入国际市场，普洱茶在东南亚的出口受到极大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

抗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中南半岛，云南茶叶的外销路线被彻底切断，茶农纷纷迁徙外地，繁盛一时的大茶庄先后倒闭。普洱茶在近代的辉煌，从此告一段落。

斗转星移，谁也没能想到，进入21世纪，普洱茶从港台地区重新杀回云南，而且越演越烈，乃至在中国再次掀起一场风暴。百年茶饼，在新的年代被关注的程度，远远超越任何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潮。

在庞大的市场诱惑面前，传统的手工作坊显然已经无法跟上节奏了。新的机器正在组装，一大批庞大的产业集团正在崛起。在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大理，新的茶园正在被开辟为基地，源源不断地为龙润、龙生、昌泰、六大茶山等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线提供原料。

今天，要寻访真正的古茶园和普洱茶作坊，就得深入一些、再深入一些，一直到六大茶山的腹地、村落中、古道旁，去悄然拜访，去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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