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红茶早在明末出现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1610年由荷兰人输往欧洲，1640年首次进入英国。武夷红茶开始扬名英国则是在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时带去几箱武夷红茶作为嫁妆，从此喝红茶在英国上流社会流行。逐渐地群众也广泛饮用红茶。武夷红茶的销量迅速扩大。据有关资料显示，英国1664年只进口武夷红茶2磅多，到18世纪末的1792年武夷红茶出口156000担，占当年华茶出口的85%。以每担30两银计，武夷红茶的出口值达468万两白银。到十九世纪由于茶叶海外需求量大幅上升，红茶生产由福建扩散至南方各产茶区。红茶出口最高年份达165万担，武夷红茶的出口最高年份也达60万担。在红茶中“武夷茶（BOHEATEA）”成为“武夷红茶”的专名，也是中国出口茶叶中最受欧美欢迎的抢手商品。

　　1834年，长期经营华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垄断权。自行生产茶叶便成了这个贸易巨头的主要目标。为了移种中国茶，掌握中国的制茶技术，东印度公司找到了福钧。福钧何许人也，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福钧（Fortune）又译罗伯特·福琼（RorbertFortune1813－1880），也有译复庆（Fortune），在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比较了解，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福钧于1843年7月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时，为九曲溪绮丽风光而绘有一张九曲风光图（见附图），该图刊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文本上。

　　像这样一个戴有植物学家头衔的英国绅士，人们很难把他和间谍挂起钩来。然而法国《历史》月刊2002年3月号文章却惊爆一个秘密：福钧窃取中国茶叶机密。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于1848年7月3日命令福钧：“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在东印度公司付给他每年500英磅的驱使下充当起了间谍的角色。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然后到黄山，尔后又到了宁波，在1848年12月15日写给驻印总督的信中，他高兴地报告：“我已弄到大量的茶种和茶树苗”，此后，他及其随从到了武夷山，其间住宿在一些寺庙里，打听到一些茶道的秘密，还了解到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同时，他还为打通武夷山红茶到福州的运输通道出主意，并招聘了唐山卖茶叶的地方8名中国工人到达加尔各答。3年后，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从此印度的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急剧跃升，世界的茶叶市场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印茶的挤压下，武夷红茶的出口市场日益萎缩，到了1939年时福建武夷红茶的出口降到最低点，只有约2万5千担。

　　当然华茶的衰败和武夷红茶风光不再的原因远没有那么简单，但福钧窃取中国有“近5000年历史的诀窍”，极大促进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却是毋庸置疑的。回到英国后，福钧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丝毫也未透露与他的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出版中又获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