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植茶始祖塑造

2021-02-20 16:50:16热度:179°C

摘要: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农神崇拜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尊神农氏为祖,是宏观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尊重人们对茶业历史的认识过程。对茶功用的再认识,利用方式的创新和改进者不宜称为“祖”。茶树人工栽植的方法,是一个地区长期利用、认识、经验累积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滥塑“茶祖”不利于茶文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茶祖;植茶始祖;茶树;种植

1 问题之缘由

21世纪初,长沙倡导“茶祖节”,宏扬茶祖神农文化;蒙山尊吴理真为植茶始祖,塑造蒙顶山为茶文化圣山,表彰对茶业茶事有贡献者为“茶祖”传承人;临安尊梅福、天台尊葛玄为植茶始祖,创造茶祖文化旅游节。一些微博文也争鸣热烈。余认为,茶祖与植茶始祖塑造不可热。

2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农神崇拜的化身

《说文》:祖,始庙也。祖者,人之始也,先也。祖为行始。研究茶的发现地域和利用时间,目标聚焦在三峡地区。茶的药用价值首先被当地远古先民所发现,进而其饮用、使用价值陆续被开发。茶树从一种野生植物被驯化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与人类生活结下了五千年不解之缘。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尊神农氏为茶祖,有特定的内涵,是炎黄子孙集体无意识农神崇拜的表现。后来者对茶功用的再认识,利用方式的创新和改进,算得上是专利发明,而不宜尊为“祖”。

神农之命名,源于古代先民对农业之神、医药之神、创造之神的崇拜。神农是一个部落首领,或许代表一个民族,或许代表一个神农时代。

神农氏的传说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末。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噬”。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周书》日:“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以助果瓜实”。

神话传说中,神农氏的功绩有五:制耒耜,教民始耕;作陶冶斧斤;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作琴以归神。有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人口寿命多在24~55岁之间,56岁以上少见,仰韶时期,平均寿命30多岁。神农氏一个人,在数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是不可能完成这许多重大的社会革命。

据现代考古资料: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足以证实农耕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同时,诠释了不同地域、时间的农神各有原型。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叔均,为田租。而更早发现“大禾”的南方农神,却滞后很长时期才融人中原文化序列。

因农神崇拜而塑造理想化、神秘化的神农氏,流行于战国时期,主要原因在于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与学派争鸣,有三十余种典籍记述神农传说。其中《吕氏春秋》、《淮南子》中记述较多。《世本》一书是最早将华夏三大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与神农氏合二为一的“始作俑者”,而后又多有学者承袭《世本》之说,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历史谜团和二千年的争议。

炎帝的传说圈在关中一带,神农传说则在长江流域的荆楚。时间有先后,氏族、地域有不同。在中华民族大碰撞中融合为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民族主流,则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华民族尊神农氏为农业始祖形象,是炎黄子孙团结和谐的体现。在探究微观史实中,发现与神农乃至炎黄相矛盾的线索,需辨清远古历史主脉与支脉的关系。要清楚典籍出现的背景与传承关系。不然将陷入矛盾而不能自拔。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陆羽据此肯定“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游修龄教授认为:“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茶作饮料发乎神农氏,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百余年的考古学、历史学、农业起源、民俗学、神话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对神农氏的传说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宜简单地把神农氏看成五千年前发明饮茶的人物”。否定神农氏发现茶,不等于说“神农时代”还不知道利用茶。原始农业之初的采集阶段,人们已认识的植物种类至少有1400种以上,发现利用茶是可能的。

茶者,南方之嘉木。三峡两岸,左拥武陵,右揽熊山(即神农架)。聚居今巫山、彭水的远古巫蛋族先民,控制了当时弥足珍贵的盐泉资源,且靠山吃山,“往来灵山(巫山)采百药”。因而有条件用盐和茶(草药)与湖南澧水流域从事“象耕鸟耘”,崇拜“大禾”农神的民族交换谷物、纺织物等生活必需品。所以巫蛋族人才能“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且“百谷所聚”,生活丰裕。巴地的巫蛋族先民在神农时代发现和利用茶的考据,在《茶的利用始源于荆巴间》和《古代巴地巫蛋族的盐茶之缘》两文中已有较详的辨析。巴地民族利用茶的史实,口口相传,留存在所崇拜的农神功劳薄上,是氏族时期集体无意识的必然;在民族大融合中归结为中华民族崇拜的农业始祖神农氏所创造,亦是人类各民族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

3茶的再认识和利用者不宜称茶祖

“荆巴间采叶作饼”是茶叶加工方法最早的文字记录。技出何人,无从知晓。往前查寻,有“晒干收藏”;而“生煮羹饮”和“咀嚼生叶”明确是摘生叶而用。往后至唐代,陆羽撰著《茶经》,蒸青饼茶的详细加工方法才广为流传。尔后,一些诗文中的只言片语传递了新的茶叶加工信息。“曝成仙人掌”,“斯须炒成满室香”。延续至近代,六大茶类及工艺改进、创新数以千计,这些有名无名的、有某一项或多项的发明、开拓者是否也要称为“祖”!陆羽是茶的利用理论、方法、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茶产业的奠基人,神农之后,陆羽功不可没,当时仅戏称“茶仙”,后世才尊为“茶圣”。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21世纪,塑造“吴理真、梅福、葛玄等为植茶始祖”是现代“茶文化热”的滥觞。

刘勤晋在《茶文化学》指出:“茶文化,就是人类在发展、生产、利用茶的过程中以茶为载体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称”。研究茶文化、不仅仅是研究茶树的生长、栽培方式、茶的功能性成分及保健作用;也不是简单地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重要的是研究茶在被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打造茶叶品牌,发掘地方茶史线索,提升地方茶的文化品位,无可厚非。但编造神话、传说,古其人、古其事,附会离奇怪事,哗众取宠,所得到的反应只能是一时新奇,更多的是似信非信或质疑。“文化搭台,企业唱戏”。为茶叶品牌打造,举办隆重茶事活动,创新众多的“茶节”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有多少不是过眼云烟。难道不值得深思。

4人工植茶由农茶共管而衍变的分析

茶的利用,是采自野生茶树,而后有人为栽植茶树,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茶由药用衍变为饮料,大致在战国或秦代以后。需求增加,刺激生产发展。茶树的人工栽植,最早的说法是“巴子国园有芳翦、香茗”。此园中的“香茗”疑为自然生长于农地中的野生茶树,巴人在农地中采摘野生茶,逐渐认识了茶树的特征及对环境的要求,可视为人工栽植的初级阶段。

荆巴间(即川东、鄂西)是利用茶最早的区域,但先秦以前的典籍中几乎没有茶事的记载,这可能与巴人的文字和文字留存的方法有关。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巴蜀以外的人群是通过巴蜀地区认识了茶和茶的利用方法,是茶广泛利用的传播者。因茶和茶的利用方法的广泛传播,才得以在汉文字中逐渐有了记载。如西汉时期仅有以下几则:公元前165~160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棱笥和梗一笥的竹简和木牌文。且同时出土有多种医经、药方,墓主视茶为药明显。公元前140~122年,司马相如《凡将篇》“辩诧”与另19味中药并列。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遣中郎将唐蒙通夷,见夜郎草市上有枸酱、茶、蜜等物。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烹茶净具”。首次将“烹茶”、“净具”、“买茶(卖茶)”作为词语传递了丰富的茶叶生产、饮用、通流信息。公元1年前后,杨雄《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日葭。《蜀都赋》: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萤翠,藻蕊青黄。

以上资料判断,秦汉时,巴、蜀、黔、湘地区,茶已由药用衍变为饮料或作为常饮之药;蜀地茶叶生产呈现长足发展,饮茶已是小康人家日常所需。其时的茶,是否为人工栽植或野生与种植皆有,尚无直接文字依据。

我国茶树栽培的历史,差不多和饮茶同时开始的。《广雅》:“荆巴间采叶作饼”。《出歌》:“姜桂茶辩出巴蜀”。《登成都白菟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藓赋》:“蕨生藓草,弥谷被岗。……结偶同侣,是采是求。”《述异记》:“巴东别有真香茗”《华阳国志》:“南安,武阳(乐山、彭山)皆出名茶。”涪陵郡(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县)惟出茶、丹、漆、蜜、蜡。《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吴兴记》:“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藓。”而《续搜神记》和《神异记》载武昌、余姚仍是入山采茗。

这些资料生动地展现了秦人取蜀而后,巴蜀茶叶生产已快速发展,川西茶业名冠当时,巴蜀以外地区有不同程度发展。供需量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原动力。靠野生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时,人工植茶成为必然。种植方法是一个地区长期利用、认识、经验累积形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从汉晋时期几则资料,可见一斑。

《神农本草》:茶生益州,三月三日采。《广志》:茶丛生。《尔雅注》:“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日采为茶,晚取为茗。”《本草·菜部》:“苦荼,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述异记》: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没有现代植物学常识的古人,能够抓住茶树的外表特征,用比喻的方法进行描述,虽各家仅只言片语,亦是十分难得了。

归纳以上资料:树小(灌木),丛生,叶似栀子,花如蔷薇,凌冬不死(常绿),三月三日采。早采晚采茶质量不一样,茶树有多个名称。由汉晋至唐,由只言片语到较完整描述茶树特征,经历了数百年,茶圣陆羽首集大成著《茶经》。

采叶作饼,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发展;需求增加,扩大了传播范围;采叶作饼,方便了茶的传播;供需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生产、加工方法的传播。深山农耕地中自然生长有茶树,山民维持生计,农茶共管。采摘野生茶叶,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积累了茶树对生长环境要求的认识,茶果落地翌年而生。“孤子不生”或生得少,进而点种或移植茶,这似乎是可能的。如何种茶?陆羽曰:法如种瓜。比《茶经》(公元779年)早230年的《齐民要术》(公元544年)中的种瓜方法与晚唐《四时纂要》(公元907年)中的种茶方法对照,差异甚小。乃至明清以后至二十世纪初,点种茶树仍是建立茶园的主要方法。

茶树种植方法是无意识积累的,种茶发展是需求关系促进的,作如是推论,考证谁是植茶第一人,就失去了意义,塑造植茶始祖也就没有了必要。

5简短结论

农神崇拜是中华民族由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氏族集团心目中英雄人物的象征和化身,在民族融合中衍变。农神崇拜反映了中华民族勇于开拓,重视创新,重农务实,勤劳智慧的伟大精神,把神农氏说成具体的历史人物,代表某一地的文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农氏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始祖。神农氏“教民始耕”,是农业之祖;倡“日中为市”是商业之祖;作“陶冶斧斤”是陶冶之祖;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是医药和饮食之祖。

尊神农氏为茶祖,是因为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的利用始源于我国,其它国家和地区利用茶的方法是由我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并融人其民族、地域特点而发扬光大。

尊神农氏为茶祖,是宏观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是尊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没有必要刻意求证神农氏在某时、某地发现了茶。而作为茶史研究,考证某地、某时、某一民族发现茶的过程,则是对茶业发展史的补充和完善。

因此,刻意塑造茶祖或植茶始祖,乃至众多茶的方法利用“始祖”,借以提升某一品牌、某一地区的茶文化品位,是对“茶祖”的亵读。也不利于茶文化健康发展。

茶叶树种类条状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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