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种茶史考，可供参考的文献无多，因为包种茶的兴起，仅百数十年之事。我人研究包种茶的制造方法，与乌龙茶之制造法相去不远，自粗制以至精制各种过程，虽有若干处理之差别，但技术处理可谓大同小异，由此可知包种茶之制造系脱胎自乌龙茶，是无须疑问的。这样亦可明白包种茶之制造方法仍然取法自福建。武夷岩茶与安溪铁观音的制法与品质，与其说是和台湾乌龙茶相像，无如说是和台湾包种茶更为接近。祇是福建在甚么时候开始有包种茶的名称，没有正确文献记录可资参考。

据日人井上房邦氏调查报告，包种茶的制造，系距今百二十余年前，系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业茶者王义程氏所创制，由他倡导并传授制法。此种茶叶制成后，用方纸二张内外相衬，放茶四两包成长方形之「四方包」，包外盖以茶名及头印章，称之为「包种」，或运往福州加实香花包出售，或经由厦门直接运销南洋。此应为包种茶制造之开始，亦即包种茶称谓之由来，惜确实年代无可稽。台湾从事包种茶的制造，据考许多文献所载均说系始自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盖以当时台湾之乌龙茶，遭受世界茶业不景气影响，再加以台北当时专制乌龙茶出口之五家洋行，认为台湾茶价昂贵，无利可图，乃一致中止收购，致使乌龙茶有行无市，陷于惨境。其后乌龙茶市况，日见衰退，大有「无人问津」一脉不振之势。此对台湾茶业之发展，显有莫大之打击。亦即清代台湾乌龙茶遭受厄运时期。当时台北一般茶商，鉴于乌龙茶之市况，自五家洋行中止收购以后，景气日衰，迫不得已，即将台北一带滞销之乌龙茶，大部份装运福州，悉数改制包种茶，当时在福州通称为「花香茶」。此固为台湾乌龙茶改制包种茶之由来，亦实为台湾从事制造包种茶之先声。

迨至光绪七年(1881)，有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茶商吴福源氏(许多文献称为吴福老)，因感到在福建改制包种茶获利不多，他为图厚利起见，遂带同技术工作人员渡台，在台北设源隆号专事制造包种茶；同时还有同府安溪县商人工安定及张古魁两人合伙组设建成号，亦经营包种茶。开始将茶经由台北之淡水运往其为集散地的厦门，再由厦门输往重要消费地的南洋诸岛。自是之后，一般茶户相仿制造，包种茶制造产量乃逐渐增加。到了光绪十一(公元1885)年，福建省安溪县地方，又有王水锦魏静二氏相继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地方，悉心从事台茶研究，不论栽培或制造方法，加以研讨改进。一面提高产制技术，一面将其研究心得传教同业。特别将他们对包种茶之制造具有超越之技术，多方传授，并全力鼓励同业学习，遂使包种茶制造技术日见改进；到了日本占据台湾，日本政府为改进台茶，亦选择该地为包种茶产制研究中心，因此各茶区笃志农家遣送其子弟前往受其传教者甚多。

自1920年起，每年春秋二次，招集全省茶业界子弟，举行包种茶讲习会，由王魏二氏担任教师，热心教导。此时台北县农会及新竹县农会亦相继在该地方举行包种茶讲习会，分春秋二期，召集有关人员前往参加。这项工作，继续了十几年，是以本省茶业者，当时受教于王魏两氏者颇众。二氏对台湾包种茶产制技术之改进与贡献，其功甚伟。包种茶产区最早发达者，系台北县七星区(现阳明山管理局辖地)，文山区次之。以制茶品质而论，则以文山区所产最优、海山、七星、基隆、新庄、淡水等地所产顺序渐次。至新竹方面(包括桃园，新竹二县)包种茶之发展，初期产区由台北扩展桃园中坜等地。祇是当时产包种茶数量无多。其后经十余年之推广，由于制造包种茶有利可图，农家对此发生兴趣，纷纷栽培制造，于是茶区遂扩展至大溪、新竹、竹东、竹南、苗栗各区；在这一带茶区，所产包种茶品质推竹东区为第一，而以竹南、新竹、苗栗、大溪、桃园、中坜、依序次之。

到了民国十九（公元1930）年前后，全省各产茶区域，皆能制造包种茶，产量逐年增加，输出数量且可凌驾乌龙茶之上。因此期中，日本占领我国东北数省，包种茶之市场除南洋一带外，有东北广大市场，是以产量输出遂年增多。本省光复后，乌龙茶大有「寿终正寝」之势，而此台湾第二种特色茶---包种茶，仍然可以「稳扎稳打」保持原有的大部份市场，虽然每年输出量比不上全盛时间那样的钜额，但亦没有像乌龙茶那般的惨淡，至少每年尚可以维持一百万公斤以上的输出量。而且包种茶每年在本省的消费量比其它茶种的数字亦较钜大。因为本省居民多数喜饮包种茶。是以包种茶在本省光复后没有像红茶或绿茶的一时走红，确实它是固步自封在走它原有的道路，虽不兴旺，却也不是到了惨败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