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历史动力有着深刻洞见的布罗代尔认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兴奋剂’。”－－自12世纪与13世纪欧洲人迷恋上香料和胡椒之后，17世纪，中国茶作为影响文明力量的“奢侈品”，开始登场。之后的演进，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在其最新出版的《绿金：茶叶帝国》里，比较茶叶、咖啡与可可三种世界性饮料后认为：“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1662年5月13日，14艘英国军舰驶入朴次茅斯海港。船上最尊贵的乘客、葡萄牙国王胡安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布拉甘扎下船后，给她的未婚夫查理二世写了一封信，宣布她即将到达伦敦。那天晚上，伦敦所有的钟都敲响了，许多房子的门外燃起了篝火……英国人对皇室的兴趣，确实历史悠久。这个故事的记述者最乐意表达的八卦细节是：那晚，查理二世却在他的情妇、已经身怀六甲的卡斯尔·梅因夫人的家中吃晚餐。她家门外没有篝火。

据说，查理二世是在一大笔嫁妆的诱惑下缔结这场婚姻的。葡萄牙国王承诺给他50万英镑，他不顾一切地要得到这笔钱，以偿还他从英联邦政府那里继承的债务以及他自己欠下的新债务。6天后，他赶到朴次茅斯港，和凯瑟琳举行婚礼时，生气得差点要取消这个婚姻：凯瑟琳只带来葡萄牙承诺的嫁妆的一半，而且，即使这一半的嫁妆也不是现钱，而是食糖、香料和其他一些准备在船队抵达英国后出卖的物品……

凯瑟琳的物品里，还包括一箱子茶叶。她是一个有饮茶嗜好的人。

这个故事，在一个中国读者读来，不免好奇，凯瑟琳当年所好，是红茶，还是绿茶？或者换言，从遥远的东方去到欧洲的中国茶，作为一种历史动力，如何改变世界，又如何改变自身？这是真实的疑问。只是，茶无语，需要被述说。

在凯瑟琳成为皇后的第二年，一位英国诗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首祝寿诗：

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因为它给予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和一种最美妙的仙草，/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

茶甫登场，即被诗人神话。英国茶业专家罗伊·莫克塞姆在其所著《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里，将这个故事列为英国的茶传奇的开端：凯瑟琳将饮茶变成了宫廷的时尚，随后这一习惯又从宫廷传播到了时髦的上流社会。

中国茶进入欧洲，一般论述始自1606年，荷兰人首先将这种“仙草”作为商品进口到了欧洲。何时进入英国？迄今，多数论述皆引自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64年，东印度公司董事用4镑5先令购买了2磅2盎司送给国王，这些茶叶大概是从荷兰或船员中购得的。不过，在最新出版的《茶》这本专著里，罗伊查找大不列颠档案，发现：1664年东印度公司下了第一笔订单，从爪哇运回100磅(1磅相当于0.4536公斤)中国茶叶。结合着凯瑟琳的嗜好，以及诗人一年后即写出的赞美诗看，这一说法更可靠。以一位嗜茶者的饮量以及她推动的宫廷时尚而论，2磅茶，不足两斤的进口量，如何能够满足需求？

至少目前，尚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凯瑟琳皇后所好是红茶还是绿茶。直到1715年，红茶、绿茶才有分别，并被记载。中国学者仲伟民在其所著《茶叶与鸦片》里考证：以这一年为界，此前供应英国的几乎全是武夷茶，价格很贵，平民消费不起。之后，低价绿茶在英国市场出现，因此茶叶消费迅速增加，很快成为全民性饮料。

按此间接证据，凯瑟琳所好当为红茶？这种推测，仍显粗疏，还需细细思量。

简单看，茶在英国宫廷成为时尚时刻，在当时的中国，茶业也正处于转折之际。纵看中国历史，汉代以来，“盐铁”系政府专卖；而唐宋，则由“盐茶”取而代之。所谓“茶马”贸易，即以茶易马－－对于中原主政者，“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当然是国家战略物资，必须国家专营。只是到了清朝，前朝的边境已成为清朝的内地，曾经的化外之地已为本朝的疆土，因而清一朝完全有条件组织有计划的养马，没有必要通过茶马贸易来获取马匹了。1668年，康熙裁去茶马御史－－此后，茶在中国，由国家专营而自由贸易。此刻，茶之外需逐渐生成，中国茶业，格局遂变。

中国茶自唐兴以来，真正制茶技艺的革命性变化，发生于明朝初年。朱元璋厌恶过去的龙凤团茶－－前朝的贡茶，太过耗时费工，于是取消这种团茶，要求以散茶进贡。经明一朝，散茶尤其是绿茶及其制作技艺日益成熟，传承至今。清康熙取消国家专营，自由贸易之下的中国饮客，当然以散茶为主。只是，茶马贸易的国家专营制度虽已取消，但边疆贸易不衰更盛－－嘉庆年的《四川通志》记载：乾隆年间每年远销康藏地区的边茶达1230万斤，而嘉庆年间则上升到1416.8万斤。此间，晋商亦将茶叶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恰克图成为贸易市场。无论输往俄罗斯的外贸茶，还是进入康藏的边贸茶，没有例外，属中国茶里的“紧压茶”，一般称黑茶或者砖茶。那么，这是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最初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类型吗？

当然不是，18世纪初，英国人关于茶的记录里，始有红茶绿茶之别。而往前追溯，罗伊·莫克塞姆认定，欧洲最早提到茶，系1559年威尼斯出版的《航海与旅行》，波斯人告诉这本书的作者：“Chai catai(中国茶)，它们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新鲜的，放在水中煮透……这种东西在喝的时候越烫越好。”无论波斯人还是欧洲人，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饮茶习惯，粗叶制成的“紧压茶”自然不是中国人的所爱。相信，当他们需要将这种“仙草”输入欧洲时，所选自然是中国日常饮用的绿茶与红茶。

那位将茶叶作为嫁妆的凯瑟琳，将茶带进英国后，中国茶从英国开始，与世界有了一种极其奇妙的结合……按统计材料：18世纪的第一年，英国茶叶的消费量，即使加上走私茶，也不到10万磅；而到了该世纪的最后一年，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增长超过200倍。这个世纪，正是英国工业化的启动年代。茶叶消费量，到了19世纪末，英国则又增加到1.36亿磅(1879年)。

最初，中国茶进入英国的时候，其零售价格为每磅大约3英镑。当时一位熟练的手工艺人每周的收入一般未超过1英镑，而体力劳动者则只有40便士。而到了18世纪末期，一个典型的英国体力劳动者每星期要购买2盎司(1盎司等于28克)的茶叶，加上购买用于加入茶中的食糖，其费用占了家庭收入的10%。比较之下，对于一般英国家庭，肉的支出为12%，啤酒为2.5%。由此可见茶之于英国人的价值。当然，茶的英国传奇，并非统计数据增长这般顺利。攻击它，曾经也是潮流之一，18世纪一位颇有名的英国慈善家写道：“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而要到最偏远的地区去满足他们邪恶的味觉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象，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只是，很快，这种攻击烟消云散。

那位对历史动力有着深刻洞见的布罗代尔认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兴奋剂’。”－－自12世纪与13世纪欧洲人迷恋上香料和胡椒之后，17世纪，中国茶作为影响文明力量的“奢侈品”，开始登场。之后的演进，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在其最新出版的《绿金：茶叶帝国》里，比较茶叶、咖啡与可可三种世界性饮料后认为：“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那么，我们回到凯瑟琳作为皇后的那个时代－－她如何得到一箱中国茶？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政府解体之前，这家起家于运输远东香料的英国公司，在相当时间里垄断着中国茶叶生意。在它的年度运输量里，多数时候茶叶占到80%～90%的份额，偶尔竟能达到100%。但是，将一船中国茶运到英国，并不容易。一般描述：东印度公司使用一种极为结实、粗短和笨重，被形容为中世纪古堡与库房的杂交物的船来运送中国茶叶－－通常，这种船在1月份离开英国，绕过非洲好望角，然后乘着东南季风航行，在9月份的时候到达中国。那时候，茶叶已经收获，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在12月份满载着茶叶起程回国。回国时，这些船往往沿着迂回曲折的路线航行，一切取决于风向……如果顺利，他们可能会在次年9月份到达英国，一般更可能在12月或更晚到达。这样，整个往返旅程一般需要整整两年时间。而如果他们在中国延误了时间，未能赶上当年的东北季风，他们只能等待第二年的季风，要再耗上一年时间，才能回到英国，往返用时则将超过三年。

一年乃至两年前的中国新茶，无论如何，其香气与滋味也将损耗。即使如此，从当年英国的茶广告－－“几乎可以与最好的进口武夷茶相媲美”－－可以看出，中国“武夷茶”仍是品质象征。

无论是对中国人习惯的观察与模仿，还是自己的味觉感受，英国人当然一如中国人，对新茶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这种迷恋所诞生的最富戏剧性的故事，则是运茶的快速帆船比赛。1849年，美国人制造的快速帆船“东方号”(Oriental)，从香港出发，只用了97天即到达伦敦，比东印度公司的笨拙的船只快了3倍。伦敦轰动。运茶快帆竞速赛，又引发了另外一场角逐：下注赌哪艘船更快到达。最高峰时，有40艘快帆参加比赛，赌资甚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种激荡人心的快帆比赛，终告结束。中国唐朝建立贡茶苑，其目的之一，即须清明节前将新茶送到。这一奢侈性爱好，传到欧洲，演变的故事更夸张。新茶至上，不分中外。后来，印度茶取代中国茶供应英国，其品质最高的大吉岭红茶，仍以新茶为上展开运输的竞争，虽然就品质而言，“第二次绽出的大吉岭茶叶”远胜于“初次绽出的大吉岭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