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藏区需要普洱茶却不产茶，内地又需要藏区所产的良马，于是在西藏与云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悄然形成了一条至今还遗迹可寻的茶马古道。在普洱茶鼎盛时期，每年都有难以计数的马匹带着藏区对普洱茶的渴望踏过高山与河流，来到云南，因而那条终年回响着铃声的茶马古道，完全就可看作是一条记录民族文化交融与渗透的走廊。如今在昔日茶马古道经过的重镇，还能感受到千年普洱茶弥散的余香。白族的三道茶、丽江的四方街、束河古镇，有心人也许还能从中寻找到普洱茶作为民族文化活载体留传下来的因子。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促进了政治上的联系和统一，因此普洱茶可谓是功莫大焉。明代万历年间，王廷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

普洱茶对西藏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一桩历史旧案中找到佐证。公元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派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试图取代普洱茶，但遭藏族同胞的拒绝。1904年，当英国人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拒绝。甚至后来，英国人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秘密仿制佛海（今勐海）紧茶，伪制佛海茶商标，运至可仑坡混售，但还是遭到藏族人民的拒绝。英国人企图先谋取茶叶贸易，继而割断藏族与祖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看来，明代的王廷相认为茶叶关乎国家政体，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深度的判断。当然，经过了漫长时光的滋养，普洱茶对于民族间的交流来说，已经不仅是经济交融的纽带，更是文化、情感、生活和血脉相连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