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呼和浩特市旧城玉泉区得胜街18号的“大盛魁商号”总部遗址前，当年的繁盛面貌早已荡然无存，只有青色的砖瓦和朱红大门才依稀可以想像它当年的繁盛。这里的老人告诉笔者，由山西三个小贩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是明清之际最为著名的商队之一，也是茶叶通向西北部的主要传播者。创造了两个世纪辉煌的“大盛魁商号”无疑是当时中国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它在极具历史局限性的岁月里所创造的出的商业奇迹，值得今天的人们膜拜和思考。

三小贩创办大盛魁

据了解，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康熙初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早年生活都很贫苦。王相卿曾因生活逼迫，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张杰、史大学也曾为了生存而随着清军征讨葛尔丹部队做随军贸易。后来，他们结为异姓兄弟并决定合伙做生意。由于初始营业不佳，张、史二人不堪艰难的处境，返回家乡另谋生计，而王相卿则独自坚持留了下来。后来，营业情况日益好转，王相卿便招了个学徒，又亲自把张杰、史大学邀来，继续合作，成立名为“吉盛堂”的商号。之后，到康熙末年改“吉盛堂”为“大盛魁”，将总号设于乌里雅苏台，后来迁到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商界巨头。

为了纪念艰难的创业，“大盛魁”的财神座前一直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是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秤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

早期主营武夷岩茶

对蒙贸易是大盛魁壮大之后的主要业务，因此又有“旅蒙商”的称谓。大盛魁的经营商品除了茶叶之外，“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几乎无所不包，服务对象则“上至蒙古贵族，下至草原牧民”，无所不及。

在当时，蒙古及俄国西伯利亚一带的居民以肉食为主，为帮助消化，人们都把饮茶当作了日常生活中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饮食内容。因此，在大盛魁的对外贸易中，茶叶一直是主要的商品。早期，大盛魁和其他山西茶商的茶源都来自福建武夷山。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这一市场，他们把茶叶用庞大驼队运抵蒙古，从中获取利润。仰仗强大的实力，大盛魁的经营办法与其他商号略有不同，他们规定凡买卖大宗货物300银两以下的，必须现银交易，而且概不讲价。如果遇到以欺诈手段进行交易的客户，大盛魁的做法就是永远不再与之打交道。他们招收的店员大多来自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当这些店员在柜上学习三年的业务并通晓蒙古语后，就会被编成小组派到蒙古。小组的人员一般为两名，一名店员，另雇一名蒙民，两人骑着骆驼，带着茶叶、生烟、洋布等货物，沿着蒙古包的足迹到处推销，把货物直接送到了人们的手中。在夏天，雇员们卖了货物后会折换成羊匹运回国内销售，冬天则折换成皮毛。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福建的茶路被阻断，商人们交付不了与俄商们预约的货物，便另在湖南和湖北找到了新的茶源。为了便于茶叶运输，商人们开始把茶叶熏蒸后压制成砖型，是为砖茶，这种茶受到了俄国商人的热烈欢迎。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一箱装36块的，名为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一箱装24块的，名为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市多等地蒙民最喜喝。另外还有一种一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占大盛魁所销砖茶的多数，每年运往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市多地就有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对蒙贸易最大商号

大盛魁最兴盛的时候有员工六七千人，骆驼二万多头，资本之雄厚时人难有能及，是清代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其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据称，若把大盛魁的资产折算成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大道，能够从库伦一直铺到北京。

到清朝末年，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吞日盛，双方关系的对立愈演愈烈，使大盛魁的营业开始受到极大影响，商业运营逐渐显现出萧条的迹象。此后，中国周边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动，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外蒙古独立使大盛魁传统市场受到了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大盛魁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挥霍浪费、侵吞号款的事件屡有发生，使商号经济和信誉都受到了严重损害，盛极一时的大盛魁逐渐显露出重重危机。到1929年，历经风雨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破产，为一个曾经辉煌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曾经辉煌一时的“大盛魁”如今已黯淡无光，但它确实是历史上具有传统商业和经济文化精髓的代表，建立在驼峰上的茶叶帝国令人感慨万千。现今的大盛魁遗址正在逐渐湮灭，值得欣慰的是，这已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我们期待着“大盛魁”这一老字号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

老茶人眼里的“大盛魁”

在呼市旧城狭窄的胡同和低矮的平房院落里，笔者和77岁的李玉娟老人聊起“大盛魁”的辉煌。李玉娟至今仍然喜欢饮茶，她说：“我是山西祁县人，那年头在我们老家，谁家的闺女只要嫁给在大盛魁做工的人，不论是喂猪的还是火头军（做饭的），都会让别人眼热。”李玉娟9岁的时候，就成了童养媳，16岁时跟着大盛魁“驻地方”的男人来到呼市，那时同龄小媳妇们都眼红她家的小日子。

据兴隆街79岁的孙佃回忆，“大盛魁财雄塞北，垄断一方。每逢秋冬之际，各地驼队返回归化，归化城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戏园、饭馆的生意也异常红火，拉骆驼的人从莫斯科回来，给人们讲沿途的所风见所闻，围的人密匝匝的。”清泉街83岁的孙辛民对笔者讲：“小时候，别说拉骆驼了，能给大盛魁喂猪都不赖。”曾经辉煌一时的“大盛魁”留给老人们的依旧是它当年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