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甚至很是刁钻的问题：什么是茶人？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答案莫衷一是。我稍微搜寻了一下，发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说法是，茶人原指直接从事茶叶采制生产的人，继而又发展为从事茶叶产制、贸易、教育、科研事业的人。“茶人”两字，最早见之于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茶中杂咏》诗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茶的传播和茶文化的弘扬，茶人队伍不断扩展，茶人的内涵也在扩大。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层面来划分，茶人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专事茶业的人，包括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制、审评、检验、生产、流通、教育、科研人员；二是与茶业相关的人，包括茶叶器具的研制，茶叶医疗保健科 研，以及从事茶文化宣传和艺术创作的人；三是爱茶人，包括广大的饮茶人和热爱茶叶的人们。

如果照着这个定义去理解的话，陆羽《茶经》里的一多半人也许就要被划到茶人以外去了。因为即使是最为宽泛的第三条里也至少要求他们是爱茶的人，但是被“茶人”奉为经典的《茶经》里的人不少对茶根本就无所谓爱或者不爱，像司马相如、扬雄以及我们这次要说的山谦之等等，谁也不知道他们喝不喝茶，《茶经》里关于他们的茶事也既不是关于“茶叶栽培、采制、审评、检验、生产、流通、教育、科研”的事情，不是“茶叶器具的研制，茶叶医疗保健科研”以及“茶文化宣传和艺术创作”的事情，也不是“饮茶”和“爱茶”的事情。不过，既然是经典，《茶经》要将他们收入进去，我们也不妨暂且把他们当作“茶人”，或许，他们就是真正的茶人呢？

山谦之，东晋时人，元嘉（424年～453年）时为史学生，后任学士、奉朝请，并受著作郎何承天的邀请，进入了《宋书》的编辑委员会，孝建元年（454年）奉诏续撰。除写作了《茶经》所引述的《吴兴记》外，还留有《丹阳记》、《南徐州记》、《寻阳记》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梁朝人沈约在山谦之等人创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宋书》里却没有为山谦之立传。这就让我们缺少了一条更详细地了解山谦之的道路。

但是，我们却从山谦之留下的《吴兴记》的片段里知道了，“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泉山，出御荈”，也就是说，早在南北朝时期，今天的湖州地区所产的茶叶已经被作为贡品上贡给朝廷了。这要比如今湖州当地宣传上所说的由于陆羽的推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州茶叶正式被列为贡茶，至少要早了300多年。

我们无从知道山谦之本人对茶的态度，因此，也许不该把他列作“茶人”，但是，他在无意中却向我们透露了湖州茶作为贡茶的现存最早文字记录，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谁又能否定他对研究和探源茶文化历史的贡献呢？

除了《茶经》中饮用的部分外，有人还从别处找到了《吴兴记》中另外一处与茶相关的记载：“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于此。”据说，这也是关于“茶宴”一词的最早记录。

去年，我在做《游走茶乡·浙江》的时候，每介绍一个县市的茶文化的时候，都要安排一点当地的茶俗，于是，请教了很多茶文化专家，不少还是水平很高的专家，由于是要精确到每个县，他们中的不少就在这里打了顿，说不出什么特别的来了。没有办法，我开始求助当地茶农以及跟茶几乎没有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他们虽然不能有条有理地列出当地茶文化的一二三四来，却多数都能讲出一点书本上没有记载的，却要比书本上记载的精彩得多的东西来。

从切身的经历来看，跟那些长篇累牍、东拼西凑地论述茶文化的巨著相比，山谦之的《吴兴记》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应该不会小太多吧！既然这样，我们又怎能不将他列作茶人呢？

毛主席有句伟大的论断说，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用最简单的话语揭示出了最深刻的道理的典型例子。如果借用一下这句话的形式，将其中的“人民”换成“生活”，那么我们也可以下一个比较“高明”的论断：茶文化，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文化。

从专家那里能找到茶文化，但是，更多鲜活的茶文化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生活里。而我们很多人往往喜欢往大里去研究茶文化，却忽视了自己身边以及扎根在百姓中的最直接最有生命力的茶文化。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能有什么大事呢，不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这算得了是大事吗？可是，生活若是抛开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生活吗，那么，这还算不了大事吗？

最近，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关于香港丝袜奶茶的报道，丝袜奶茶俨然已经是香港和香港生活的一个代名词了。难道说“奶茶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大？

丝袜奶茶所以能成为香港的代名词原因还是在于，它是从香港人生活中来的文化，又深入到了香港人生活中去的文化，民生事务可是比天还要大的事务，民生中的文化当然是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文化，这与它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并无多大关联。

无独有偶，2006年，英国BBC曾通过网络向全球网友调查，发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最能代表英国的还是他们的下午茶。

龚自珍说过，不拘一格降人才。陆羽《茶经》也是不拘一格选茶人。生活本身就是不拘一格的，我们又何必拘于一格选茶人呢？让茶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可以载道和有道可载的文化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