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

康熙民窑青花瓷器款识种类雄厚多样。大致可分为纪年、家藏、人名、吉语歌颂、图记及依靠款等数类。书体以楷书为主，篆书(较硬的铁线篆)为辅。排列严谨且书法优良者较少。

吉语歌颂款为杏林春宴、东壁西院、在川知乐、永庆奇珍、奇石宝鼎之珍、友昆连碧之珍、天、禄在其中、沧浪绿水、玉石宝珍、若深收藏、文章山斗、永兴珍玩佳制、文房一玉、万福攸同、福贵佳器、玉石宝珍、青玉宝鼎之珍、奇石席上佳珍、永兴佳玩、玉石雅玩、玉石佳玩、博古雅玩、昌江珍玩、同玉珍玩、美玉雅玩、留香雅玩、宝石雅制、昌江美玉、真玉和信友玉珍记等。

依靠款以仿明代款识为主，有永乐年制、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及大明万历年制等。

从大量传世品分析，康熙早期官民窑署帝王年号款者极为少见，而多写干支、家藏和图记款。余认为其因有二：一即《浮梁县志》讲：“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它充分证明该时期禁写年号。二是此时康熙帝不尚尊号，拒绝臣下给他“加上鸿称，以显功德。”

楷书年款字体较扁，繁体“制”字下面的“衣”字一横较长。干支款每每如上所述在年号后增注月日，它是民窑所独有。中国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建武三十年(55年)。在此之前远溯夏商，则以干支记日。陶器上的纪年款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瓷器中的纪年款则始于三国时代，盛行于明、清两朝。康熙民窑青花中的纪年款，因其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年代或详细时间，所以当是本朝青花早、中、晚期划分的最紧张依据。家藏、吉语歌颂款较多使用，而人名款则较少见。图记款中以双圈款最为普遍，其明显特性系正圆且每圈的接头处笔触较重。依靠款虽书写无力，但较工整。各类款识落款位置多数在外底部，少量写于外腹部。外底部署款者大多呈二行竖式排列，并于字外加双圈，双方框，无圈栏则较少见。

作者以为鉴定康熙民窑青花瓷款识的要点(尤其质量)为二：一是如同中国书法的判断标准一样平常，凸起字形、线质。二即应与前文所言青花纹饰呈色相结合。款识为古陶瓷的一种文化征象，它以其特有的情势构成各个时期光显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仿作

因为康熙民窑青花在景德镇制瓷领域中具有紧张影响，因而后世对其仿制较流行。从大量传世品来看，仿品重要出现于光绪、民国(1875——1949年)时期。多为观音瓶、筒瓶、花觚、棒槌瓶、罐、笔筒、钵式炉与碗等。学界认为光绪青花瓷在清代仅次于康熙，某些仿康熙青花瓷精品(应指官窑及民窑精品——笔者注)甚至几近乱真。图案流行花卉、山水、瑞兽及人物等，曩昔者为上。正如童书业老师所言：“清末仿造的康熙青花以花卉见长。”

通过学界以往对历代陶瓷仿品的研究效果看来，无论作伪技术多么高明，很多赋予时代文化气质的东西是永久无法再现的。一件瓷器外观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流程的效果，现实上是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在窑工身上的天然折射，为心灵的外化，犹如植物开花一样平常天然而然。别人心里的那些东西不是想模拟就能模拟的，仿制毕竟不是克隆，要想达到无差别的境界从理论上而言不成立。技术手段只能作为辅助。

尽管光绪、民国时仿康熙青花中的某些作品达到惟妙惟肖的田地，但终究真就真、假即假。与原作相较，仿品造型力量显秀柔，线条折角外较光滑油滑，足呈尖状或圆状。胎质疏松体较轻。釉汁淡薄色雪白，胎釉结合欠佳。绘工精致，画意拘谨，条理感不强。青料呈黑褐、深蓝或浅蓝色调。款识以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和“康熙年制”为主，落明代年号款，但画风仿康熙者为辅。排布齐整多见二行竖式，书法颇为纤秀。字外常绘双圈，每周衔接处笔触浅显。

光绪、民国民窑仿制处于清代之冠的康熙青花作品为何深受学界认同，窃认为其紧张缘故原由之一当系清末官窑解体后，良工四散，禁令解除，官窑的技术普遍传入民间，极大地推动了民窑瓷业的发展。

结论

康熙民窑青花瓷形制浩繁，陈设、日用、文具等品类齐全。重点使用浙料与珠明料作画的纹饰，从内容到情势都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为主，民族化及大众化为一紧张特点。纵观中国陶瓷的发展转变，重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即器形，二是装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分析其胎、釉、款及工艺。清朝青花研究当亦不例外。

余在经手过目大量康熙青花后，以为其形、图、胎、釉可用一个“硬”字予以高度概括。一件良好仿品，跟真品的差别每每就在毫厘之间，只要鉴定者具备了辨别一丝一毫一厘的本领，即可鉴别真赝。恰如古人所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经过采石、粉碎、淘洗、制坯、描画、上釉和烧成等七道工序生产的康熙民窑青花瓷，粗细兼有，差距很大。上乘者堪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它说明此时社会贫富与贵贱悬殊。换言之，社会的普遍必要才会成为生产动机。

总之，康熙民窑青花瓷因产于我国陶瓷最岑岭时期，所以，其在景德镇民窑研究领域中应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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