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茶道”的不同见解，大体说来也是如斯：或者是“茶艺”加“道”，或者即是“茶艺”，或者即是“茶德”。

唐人对“茶道”并无同一的理解。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茶道”？这一方面因为本土着土偶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悟而后得，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挂上“道”，本土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噤若寒蝉，连伟大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敢造次！

古人以为，“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由于这样，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穷整体和绝对真理了。（李泽厚10年集《本土古代思惟史论》）不仅不敢去界说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说，由于“道”不管大小都是“无穷整体和绝对真理”的一部门，毫不能落言筌。──当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无穷”的“绝对”的了。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无人去推敲。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约７２０—贞元末），俗姓谢，字昼，又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湖州长兴市）北杨桥人。“茶道”一词初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 皎然的“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全诗收煞时一语道破：“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斯。”皎然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他对“茶道”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即饮茶的义理、灵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由“禅”入“茶”，

引“禅”入“茶”，故能高人一筹，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词。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７４２—７５６）末年进士，著《封氏闻见记》１０卷，内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10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不错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的“茶道”是指“饮茶”，包括茶的制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对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茶道”与“茶艺”、“茶技”并无区别。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约７７５—约８３５），他继续了皎然的茶道思惟，引“道”入“茶”，发展成为“七碗论”。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３１句，行文潇洒，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不错的一首茶诗，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虽无“茶道”二字却紧贴“茶道”。

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10德”，内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没明确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礼、茶情、茶理。刘贞亮的“茶德”诠释了“茶道”的思惟要素，着眼于“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下雪对茶叶芽用来放茶叶的竹叫什么名字艺”或“茶技”。

不管皎然、封演，仍是刘贞亮，都没说清“茶道”的含义。陆羽虽尊为茶圣，《茶经》７０００言中却无“茶道”二字。

喝茶喝到现代，喝出“茶文化热”了。人们发现因对“茶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难免“岔路支路亡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