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道家与茶文化的关系，是人们谈论最少的。然而它们的关系又是最深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故作惊人之论吧，其实不然，从发生学角度看，道家与茶文化的渊源无疑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而从观念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了。

“自然”之“道”及其茶文化内涵

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其观念的源头。道家对生命的热爱，对永恒的追求，都深深地渗透在其自然观中。而这对茶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翻开茶文化史的第一页，我们就可知道，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则传说而误置一旁，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其实，一切神话、传说都深深印刻着人类实践与劳作的痕迹，从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基因。这就是一切始发性文化形态的奥妙所在。要知道，上述这个传说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却是太上老君点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说：“神农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与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观是极其吻合的。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须顺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属性，这恐怕也是后来的道教充分开掘人的自然潜能——气功，并发掘物的自然潜能——炼丹的起始观念与内在原因吧!

当然，这也决定了他们必定会遍尝百药，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能了。

其实，不必光看神话传说之类，历史本身就告诉我们，道家与茶的关系，比佛、儒更为久远。事实上，中国的茶文化萌芽确为两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而此时期正是中国文人们为老庄思想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时代，同时饮茶也成为一种文人的生活习惯。《僮约》说：“烹荼净具，武阳买荼。”即为饮茶习俗的史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亦有以茶代酒之记载，而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然而对道家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的己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日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无法否认，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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