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珍品有：毛尖、团茶、芽茶、蕊茶、茶膏、女儿茶、人头茶（金瓜贡茶），可见普洱贡茶的品种之繁多，花色之丰富，品质之上乘。再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萌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女儿茶膏，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

　　“普洱茶膏”这个正式的称谓，出现于官方文献赵学敏撰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这本著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著作是继《本草纲目》之后的另一部集大成之作。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南诏备考：普洱府出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曼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蛮专者味较胜。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按，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有伪作者，名川茶，乃川省与滇南交界处土人所造，其饼不坚，色亦黄，不如普洱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物理小识：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也）。”

　　短短几百字明确表明普洱茶的产地，以及茶膏的药用价值和功效。据故宫博物院今保存的清乾隆九年（1744年）《内务府奏春多醉茶叶销档》载：“云南督抚按例贡进的上等名茶中有普洱小茶400团，普洱女儿茶、蕊茶各1000团，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匣。”这一记载说明，清宫廷最注重的是极品普洱茶，占了普洱贡茶的七成以上，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大勋在《滇南闻见录》中记述了普洱贡茶花色品种及其药理作用：“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上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偬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

　　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载，“每年贡茶为四种：团茶(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从上述记载中后人能够感受到，置办贡茶是极为讲究的一件大事，要好茶，要八色贡茶，由思茅厅当地官员专门承办普洱贡茶呈送清宫。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定普洱府上贡茶4种：团茶(分5斤、3斤、1斤、4两、1.5两)、芽茶、茶膏和茶饼。清嘉庆四年（1799年），安徽望江进士檀萃于云南离任的归途中写成《滇海虞衡志》，卷中有载：“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不难看出，那时普洱茶盛世空前，茶农的主要生活用品仰仗于因普洱茶盛名而引来的商人和马帮，人们在进行茶叶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土特产品和生活用品，推动了茶产业的发展。此外书中还写到，“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