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实力雄厚的鹤庆商人张静波入驻佛海（今勐海），开办恒盛公茶庄，张还高薪请来思茅师傅来茶庄做紧茶，至此，云南的四大商帮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全都聚集佛海，这种经济成分的组成其优势与竞争力已胜于易武，1928年至1937年间又有省内外一些实力不等的商人相继入驻佛海办茶庄，1937年佛海私人茶庄已达20多家与易武已不分高下，成为澜沧江西岸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

　　如果说几十个私人茶庄在佛海还算小打小闹，那么1938年云南的地方财团陆氏集团办的思普企业局南糯山试验茶厂便是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开发佛海茶业的大手笔，而1939年南京政府财政部控制的中茶公司办的佛海茶厂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孔宋财团在西双版纳的强势亮相。车、佛、南的10多万亩古茶园吸引着私人老板、地方财团、中央财团的眼球，三股势力汇集佛海办茶业，佛海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竞争。1939年至1942年佛海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加工中心和出口基地，易武的地位日趋式微。

　　为什么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僚到私人商户都汇集到佛海加工发展茶叶，一是佛海当时拥有云南省面积最大的茶园（至1950年仍有10万亩）；二是因为英国人在缅甸修了铁路、公路，使勐海茶叶运往东南亚和西藏缩短了路程；三是因为抗战爆发国家需要外汇，而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的茶都能换取外汇，四是佛海废除了近千年的封建领主统治，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政府管理机构，为各种经济成分的进入提供了社会条件。有原料，有销路，有官方保护，道路也畅通，只要加工出产品钱就滚滚而来，各路诸侯奔佛海办茶就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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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普洱、思茅在明、清时期的繁盛皆因茶叶，西双版纳的茶叶明清时期大都在普洱、思茅交易，清咸丰五年（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义占领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叶从清咸丰年间起就开始折向，绝大部分往东南亚、广东、香港方向销，普洱、思茅茶市因乱战从咸丰年起走向衰落，同治末年（1874年）杜文秀起义虽被平息，但从光绪年至民国26年，六大茶山各茶号将茶叶销往东南亚、广东、香港等地的走势却一直没有改变，普洱、思茅未能恢复到咸丰年以前的景象。

　　澜沧江西岸的勐海光绪初年已有汉人进入收散茶，一部分销缅甸，一部分销江东的易武、倚邦，一部分经澜沧、双江、凤庆、巍山运往大理，而不从普洱、景谷、景东方向走，到1930年以后勐海运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经缅甸、印度入西藏，勐海茶已不走普洱、思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