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茶人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群体，中国茶在全球的消费所占比例天仁茗茶什么茶叶不超过10%，全部收入还没有立顿一家公司的多，还一直面临产过于销的事实。国民对茶的认识也只是摆脱了药品的功效，还没有上升到品饮的高度。1980年代的绿茶热，1990年代后期到目前的普洱茶热，凸显出国人对茶的盲目、乃至无知的状态。千年来，茶的两极分化显得太彻底，文人士大夫把茶作为把玩的道具，老百姓则作为生活尾巴的补充。而这一切导致了今天茶的尴尬地位，要么就说茶太雅，要么就说茶太俗，谈论茶变得异常奢侈。

　　普洱茶的出现要排除那些怪力乱神的因素，那么在认识论上，国人至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认识热情和想象空间。对普洱茶的认识，实际上是中国人获得温饱之后对生活品质和生活情趣的认识，也是一个现代社会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把这场运动定义为茶叶的觉醒。我们以普洱茶为个案，从科技、健康、生态、工艺、营销等等层面，来努力寻找普洱茶运动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

　　觉醒其实就是反省。在我们国家，尽管古人有一日三省之传统，但真正可以做到内省的人实在少之又少。努力地反省，有迫在眉睫的救市嫌疑，也有更为深远的认知意义。

　　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普洱茶过热下的骚动与迷失，过度的营销手段表面上骤升了普洱茶的知名度，骨子里却深深伤害了这一产业。一些弊端今天已被人诟病：保证金制度、快速升值理论、人为制造资源紧缺……我们甚至一度不鼓励大量囤积，炒单升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反对把普洱茶证劵化，我们一直呼吁，把普洱茶放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在这领域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了一定的掌声，因为他们拉动了中高端的市场消费，为普洱茶找到了消费者。只有拉动消费者，才会为这个产业的发展带来空间。德鲁克的名言给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指引：企业的首要使命就是创造顾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对于品牌来说，其发展过程就是用实际行动回答原初的思考：聚焦于消费者的特定价值，以伟大的产品满足需求。

　　普洱茶是一种伟大的产品吗？在肯定其核心价值的同时，茶界的有识之士们正在做出不懈努力。刘勤晋先生在普洱茶大热的时候，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他呼吁我们要“热的时候有冷思考”，后来普洱茶遇冷，他又积极发言，力挺普洱茶，呼吁在冷中热思考。邹家驹先生在《普洱》杂志刊发有关普洱茶的工艺层面的文章，提出普洱茶的生死界限，一度成为许多家企业老总的案头稿，民间的讨论也开始全面引发，我们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晒青棚在普洱、在版纳、在临沧的各个厂家和农民的院子里出现。晒青工艺的恢复直接影响着普洱茶的核心价值是否会得到维护，另一层面上，一些企业也把熟茶的生产比重加大，用于直面消费者。

　　南糯山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抵制外茶入侵，他们自觉地宣传爱护祖辈留下的遗产；景迈山上农民认识到自己砍伐古茶树的错误，他们开始主动去维护那些古茶树；白莺山的农民准备恢复古老的喝茶斗茶传统。他们感觉，茶叶是自己的命根，开始界定自己的权利，开始探寻自己的文化。

　　科学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发展观，才是这个产业所需求的。说大了，是一个民族的事情，说小，就是一个小小的茶饼，任何人拿到手里，都可以放心饮用。生态、绿色、有机是整个世界的食品诉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们更健康。健康，是一个真理，绝对的律令，只有健康，才会生活得更美好，才会有努力的价值。健康的茶，喝出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产生健康的心态，才可以健康地生活，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我喝茶，我健康”是北京奥运城市的主题，也是我们人类的主题。还需要什么更多的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