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有一定抗癌功效！近二十年来，有关茶叶抗癌的研究“成果”诸多，但都只局限于专家的个人观点，没有形成最终的“科学定论”。当很多人将冲泡后的茶汤喂食实验用的小白鼠去寻找抗癌机理时，首先就忽略了一个事实，茶汤内含的茶叶水浸出物有很多物质，到底哪些物质会产生抗癌机理？

很多人也将茶叶内含的某种物质提纯出来，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寻找抗癌的“因子”，但其结果离预期也相差甚远，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重大突破。这里有一个误区，茶叶作为饮品，具有最基本的食物功能，与药品相差甚远。没有脱离食品“原形”的物质，不可能成为“药品”，甚至连“药品”的“药源”都谈不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内含有一种或几种物质可能成为未来“药品”的“药源”时，还需将这种物质反复“提纯”，并经过“再加工”，使其完全脱离“原食品”的形态和性质，方能成为某种“药源”。

其实，就抗癌类药品的研究而言，已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很多科学家近些年来将眼界投入到微生物与酶系上，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很多发酵类的产品隐藏了可作为抗癌物质的“药源”。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青睐生物制药，也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看到用生物制备的技术或许能找到这种“药源”。

就茶叶类产品而言，假如也存在这类潜在的抗癌“药源”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普洱茶。这时因为：

第一，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递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茶叶的购买者茶叶长绿毛是黄曲霉菌吗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第三，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违背科学常识。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怎么就能出现如此的低级“错误”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他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阵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等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10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诊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呢？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因为“普洱茶膏治百病”说辞仍然将普洱茶视为一个宝藏？西方对“阿司匹林”的研究有持续100年以上的历史，其成果颇丰。而我们对普洱茶的化学分析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物质需要我们一一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