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皇宫御茶房制作，最初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但是，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茶膏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是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顶级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学者等），都有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197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不容忽视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皇帝依旧采用木匣盛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突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到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茶叶减肥法凉性茶叶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有关。因为中医药倡导的而是“治末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他写的《本早纲目拾遗》之中。

　　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如《本早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功效中，经常引用而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要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饮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功能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是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