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新一轮新冠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对中国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物流快递等造成冲击，使以“三重压力”为特征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其中，需求收缩、消费下滑首当其冲。4月13日国常会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发文部署促消费。如何迅速扭转消费下滑态势，已成为中国政策层应对本轮经济下行的核心课题。

但最新部署中仍少提及消费券政策。在笔者看来，国内外消费券的广泛实践已经表明，相关政策在扭转短期消费下滑方面效果十分显著，理应引起决策层足够重视。

消费下滑：扭转颓势已刻不容缓

疫情冲击之下居民消费下滑已成经济主要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1~2月，但名义社零总额的增速跌幅最大，当月同比大幅降至-3.5%、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分品类看，除食品、饮料、药品外，多数品类同步下挫，金银珠宝、服装、家电、石油制品、化妆品、日用品、汽车零售增速较1~2月下滑均超10个百分点；此外，餐饮收入同比降至-16.4%，反映接触性聚集性消费面临巨大冲击。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新一轮疫情暴发以来，封城封路等措施大规模阻断了交通运输和商品配送通道。另一方面则是就业压力加剧。3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8%。其中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16.0%，处于2018年以来同期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0%，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

消费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将进一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社零增速下行的同时，一季度GDP当季增速（4.8%）反而较去年四季度（4%）有所回升，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仍然接近70%。这或许意味着消费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并未完全体现，二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

国内外政策实践：消费券始终是刺激消费核心选项

上述情况下，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扭转市场预期，尽快发力提振消费已刻不容缓。笔者观察到，国内外不乏刺激消费政策的成功案例，其中多将消费券作为核心政策选项。

海外方面，“食物券”计划在美国已成常规政策。早期消费券运用实例可追溯至大萧条时期，其首创的“食物券”计划始于1939年5月，该计划共实施4年，受益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最高峰时该计划同时资助400万人。由于在帮助穷人、避免饥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计划在1961年5月重启，并于1964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提请国会通过了对“食物券”计划的永久性立法。延续至今，美国农业部已将“食物券”计划发展成一项常规的贫穷救济制度，即“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

疫后英国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效果也较好。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8月，英国财政部曾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也可看作是消费券的一种。该计划在8月份的每周一至周三为居民餐饮消费提供半价折扣补贴，上限为每人10英镑。从效果来看，该计划在实施期间带来了商业街和购物中心的客流激增，对当时受到疫情沉重打击的英国零售业带来了直接提振作用。

国内方面，疫后实践已证明了中国消费券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全国有上百个地（市、县）先后实施了超500轮消费券计划，其中多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短期局部效果；林毅夫、沈艳等对截至2020年4月18日之前实施消费券计划的36个城市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乘数效应（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多分布在3.5~17倍之间。2021年香港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也对本地消费带来明显提振，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开始分批次发放消费券以来，香港零售当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转了此前的下行趋势。

变相消费券：“汽车家电下乡”效果显著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推出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持，直接针对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进行补贴，实质上与发放消费券无异。

政策的补贴力度空前。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开始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765亿元，平均向每个农村家庭发放补贴近400元，实现销售额6597.6亿元；在“汽车下乡”政策实施的22个月（2009.3~2010.12）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效果也十分显著。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大宗家电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带动家电行业销售产值从2009年6月由负转正，最终实现2009年全年增长3%。据统计，2009年全国“家电下乡”中标生产企业累计出货量近9000万台，全年销售额1500多亿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务部监测的千家重点零售企业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8％，2009年全年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

政策有效撬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在家电、汽车下乡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农村消费增速自1987年以来首次快于城市，全年农村消费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5.5％。根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占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0%；政策实施期间，平均每户农村家庭购置了1台以上家电下乡产品。

政策建议：发行特别国债，全面发力消费券

面对需求收缩、消费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决策层已在加紧应对。4月13日国常会重点部署疫情纾困（物流供应链、稳价保供、消费服务业）、促进新型消费（智慧+）、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服务消费、汽车家电大宗消费）、挖掘县乡消费潜力等方面，随后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国办《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均围绕上述部署展开。但现有措施来看，仍鲜有提及消费券。

国内外刺激消费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形势下不宜再低估消费券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减税降费并非万能，尤其面临“幸存者偏差”，基建投资也面临项目效率下滑的困境。相较而言，消费券可更加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侧，在经济下行期能够发挥更快更大作用，逆周期政策属性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由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发力消费券政策的必要性十分凸显，可考虑发行5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定向用于支持消费券政策实施。

具体操作方面：一是可参照香港经验发放一定额度的全民消费券，带动全民消费热潮、扭转内需预期。

二是注重定向投入，加大对困难人群、困难地区、农村县域消费者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力度，将餐饮旅游、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短板作为重点支持领域。

三是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和企业补贴协同，支持同时具备实体企业基因和属性、又拥有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带动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加快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消费券政策设计，提升精准度和乘数效应。

（作者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原载于FT中文网，原标题为《疫情之下，中国如何扭转消费下滑》。

沈建光